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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冯如精神 激励凌云壮志 ——纪念“冯如一号”首飞110周年

1910年10月,国际飞行协会在旧金山举行飞行比赛,冯如驾驶的飞机,不论飞行高度、时速和飞行距离,在全场比赛中都名列第一。冯如永远是后人,尤其是从事航空事业者学习的榜样!
发布时间:2019-09-25 16:02        来源:中国电子报        作者:胡溪涛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70周年,也是中国人冯如驾驶自制飞机征服天空的110周年。110年前的9月21日,冯如驾驶着“冯如 一号”飞上蓝天,虽然比莱特兄弟晚了6年,但他飞的时间更长、高度更高、距离更远,迈出了中国航空的第一步,揭开了中国航空历史的第一页,把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想变成现实。

冯如是中国制造动力飞机的第一人,也是中国军事航空倡导的第一人,他提出“飞机已经成为军事上不可缺少的装备”“足以防御列强的侵略”的观点,比杜黑发表的《制空权》早了15年。冯如是中国航空的象征,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我们纪念冯如,把“中国航空之父”冠名给这位伟大的爱国者、中国航空事业的先行者,他是当之无愧的。

1884年1月12日,冯如诞生于广东省江门市所辖恩平牛江镇杏圃村的一个贫农家庭。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正处在清朝衰败的时期,1894年(光绪20年)7月25日开始的甲午战争以中国北洋水师全军 覆没告终。清政府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1895年4月17日签订《马关条约》,把我国辽东半岛、台湾岛、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并赔偿两万万两白银。清政府把中国推进了苦难的深渊。

由于家境贫寒,年仅12岁的冯如随海外的一位亲戚远渡重洋,来到美国旧金山。从勤杂工做起,后在纽约的一家工厂找到工作。他十年如一日,苦学苦做,掌握了机械学和电学方面的知识和熟练的机械制造技术。

而此时的西方国家中,有一批人在做着一件推动人类历史实现巨大进化的事业——飞行。

人类早有飞天之梦。1505 年,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艺术家达·芬奇(Leonardodiser PierodaVinci,1452—1519)写成了研究手稿《论 鸟的飞行》并设计了飞机、直升机和降落伞。18世纪后半叶,法国人实现了气球飞行。19世纪初,英国科学家乔治·凯利爵士(Sir George Cayley,1773—1858)从空气动力学的角度对飞行器进行了研究,发表了题为《论空中的飞行》的系列论文,标志着现代航空事业的开始,乔治·凯利也因此被誉为“航空之父”。

1893—1896年,德国工程师李林塔尔(Otto Lilienthal,1848—1896)进行了2000次以上的滑翔飞行试验,3次改进总体布局,滑翔中又拍了许多照片,积累了大量数据,并以此编制了《空气压力数据表》,给美、英、法等国的飞机制造者们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奥托·李林塔尔一生最大的贡献是推动比空气重的飞行的进步。俄罗斯的尼古拉·儒可夫斯基(1847—1921)等人在航空领域最重要的著作就是基于对李林塔尔飞行器的研究。

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不乏“奔月”“飞天”和“腾云驾雾”的传说,但与西方在航空理论上的探索和科学实践活动方面有着根本性的差距。

1903年12月17日,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基蒂霍克空旷的沙滩上, 莱特兄弟(Wright Brothers)制造的第一架飞机“飞行者1号”在美国北卡莱纳州试飞成功。第一次由弟弟奥维尔·莱特(1871—1948)驾驶在空中飞行了12秒,经过36.5米落地。接着他们又轮流驾驶进行了3次飞行。最后一次飞行中,哥哥威尔伯·莱特(1867—1912)在30千米/小时的风速下,用时59秒,飞行260米。

莱特兄弟首创了让固定翼飞机能受控飞行的飞行控制系统,人们梦寐以求的载人空中持续动力飞行终于实现了!

莱特兄弟的发明和成功启发了冯如,他敏锐地意识到飞机在军事上的重要作用。1921年,被誉为制空权理论的倡导者朱利奥·杜黑(Giulio Douhet,1869—1930)《制空权》一书出版。而冯如的一些 提法比杜黑《制空权》的部分观点早了15年。

冯如曾经说过:“日、俄战事大不利于中国,当此竞争时代,飞机为军事上万不可缺之物,以其制一战舰,费数百万之金钱,何不将此款以造数百只飞机,价廉工省。倘得千只飞机分守中国港口,内地可保无虞。”于是,他下了决心,一定要把飞机制作出来,并发誓说:“苟无成,毋宁死。”

1906年,冯如从纽约回到旧金山,开始筹划制造飞机的事,有3 个华侨青年自愿做了他的助手。1907年9月,他们用很少的资金在奥克兰市租了一间厂房,开始了试制工作。在困难面前,冯如丝毫没有后退。就在创业最艰难的时候,他的父母来信催他回国,但他决然地表示:造不成飞机,誓不回国!

1909年9月21日,美国皮德蒙地区的一个机场上,年仅25岁的冯如驾驶自己研究、自己设计、自己制作的飞机自己作了两次成功的短程飞行。与美国莱特兄弟实现人类第一次附作机载外部动力、机体比空气重、完全受控、持续滞空不落地飞行相距仅6年。《旧金山观察报》在第一版用大字号标题对此加以报道,标题是:《中国人的航空技术超过西方》,报道称冯如为“天才人物”,并惊叹:“在航空方面,白人已落后于华人。”

一年以后的1910年10月,在旧金山举办的“国际航空飞行比赛”上,冯如驾着自己设计制造的飞机参加比赛,以高度211米、时速105公里、飞行32公里的优异成绩,夺得第一名,国际飞行协会发给他优等证书。冯如成为举世公认的飞机设计师、制造者和飞行家。

在冯如飞行表演的现场,有以后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先生。他赞扬冯如爱国图强精神,并高兴地说:“爱国救国,大有人在!”

1909年10月,冯如正式建立了“广东飞行器制造公司”。1910年10月,国际飞行协会在旧金山举行飞行比赛,冯如驾驶的飞机,不论飞行高度、时速和飞行距离,在全场比赛中都名列第一。在这一时刻,中国人冯如制造的飞机和他的飞行技术在全世界是领先的。

虽然冯如的业绩已名扬世界,但他一心想着祖国,多次坚决谢绝其他国家和美国人的挽留。1911年春,冯如回国并马上开始筹办祖国的航空事业。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冯如投身革命。广东革命军政府任命他为陆军飞机长。为了唤起人民对航空事业的重视,他在广州郊区组织飞行和表演。1912年8月25日,冯如在燕塘机场进行飞行表演时,为了躲避跑道上的人群,就在他移动操纵杆继续爬升时,意外发生了,飞机坠落致使冯如身受重伤。牺牲前,他关切地嘱咐助手们说:“吾死后,尔等勿因是失其进取之心,须知此为必有之阶段。”

冯如被安葬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的左侧,碑塔正面刻着:“中国创始飞行大家冯如君之墓”。背面是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从优照少将阵亡给恤”的命令。

1946年冬,遵照组织安排,我进入“东北老航校”的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由此与祖国的航空航天事业结下不解之缘。我热爱祖国的航空事业,70多年来,从空军工程部门,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到国防部导弹研究院,到国防部航空研究院、航空工业部,虽然职务多变,但始终未离开航空、航天科研和管理部门。每每在科研工作包括大客机研制中遇到困难,我总会想到冯如,他的精神始终在激励着我。冯如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他的一生鲜明地体现出了矢志不渝追求科学的信念、朴素的系统工程思想、顽强勇敢勇于实践的精神和高尚纯真的爱国情怀。这些永远都是新中国青少年和科学技术工作者应具有的品德和操守。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现代航空科技工业已经呈现出多学科先进技术成果的综合应用、多系统集成、数字化、智能化和空天一体化等特点,而我国航空工业、航空科技和与之相关的科学技术也取得了飞速发展。大型客机、大型军用运输机、歼-10、歼20、歼31、歼15、直10、AG600……看到航空工业近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我感到兴奋而自豪。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诸多献身航空事业的有志之士在不懈奋斗,但我们与世界航空强国仍然存在一定差距。

今天,放眼世界,我们正处于百年不遇的大变局之中,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新的变化,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外部环境错综复杂。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国航空事业应该坚决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指示,坚持以航空强国,勇攀高峰、自主创新、科研真正领先、建成一流企业、提供一流装备为核心目标,并明确要求突出航空产业对基础产业的引领作用,实现航空产业与国民经济的大融合,与国家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大融合。要主动迎接产业变革,抢占科技创新的制高点,在创新上下功夫,做文章、有实招、出成果。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纪念冯如的一往无前、自己研究、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自己飞行的精神和实践,正是为了创造中国航空事业更好的未来。我相信,中国青少年和新一代的航空人绝不会甘居人后,无论前面有任何艰难险阻也绝不会气馁,一定会继承伟大前驱者冯如的精神,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国梦而顽强拼搏奋斗!

冯如永远是后人,尤其是从事航空事业者学习的榜样!

作者简历:

胡溪涛,1925年1月出生于安徽无为,1939年9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先做地方党的工作,历任区委书记等职;1945年10月调入新四军第七师,任团的宣传股长、师政治部宣传队指导员、师政治部组织部干部干事等职;1946年11月调入东北航空学校,任学生一队指导员、机械学员;1949年12月起,历任空军三航校机务主任,空军工程部外场处教练机、歼击机科科长;1957至1964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弹道导弹总体设计专业学习毕业,分配至国防部五院(后改为七机部)一院一部(导弹总体设计部),后调到四部,历任室主任、部副主任等职,主管液体、固体导弹型号总体设计工作,并曾担任东风四号弹道导弹及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主任设计师。1981年调任三机部六院(中国航空研究院)副院长,1982年任三机部(后改为航空工业部)飞机局局长。1985年11月离休。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为我国大飞机事业呼吁不止,奔走不息。

离休后曾担任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七师分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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