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瞩目的富士康案以双方和解告终。《第一财经日报》与富士康科技集团经磋商后，“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本着和谐发展，善意解决的精神，富士康同意就《第一财经日报》诉讼案自本声明发布日即撤消。”在双方的联合声明中，“第一财经日报社对富士康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尊敬。”“富士康对《第一财经日报》这份中国有影响力的财经商业报纸表示尊敬。”同时，“双方对该事件给对方所造成的困扰互致歉意。”
真不明白，在整个事件中，《第一财经日报》给富士康造成了什么困扰，是当时对富士康虐工事件的报道，还是对富士康兴讼的勇敢应诉？但是无论怎样，把酒言欢式的互表尊敬，惺惺相惜般的互致歉意，使得收起满天风雨之后，天空一下子就变得万里无云。昨天所有的义愤都变得可笑，所有的质疑都成为虚枉，只有一种忽悠的感觉变得结结实实。这几乎就是网络公众普遍的反应。当然也有例外，就是在悲观的理性现实主义者眼中，这一切其实都在意料之中：“原本就是炒作”，他们以洞彻世事的、惯有的淡漠口吻说道。
是的，富士康案至此是和解了，但我想说的是，对于曾经对此案抱以期待的很多人来说，它仍是虽“和”而未“解”的。尽管，基于对法律秩序的理解，我们充分尊重双方在司法层面和解的权利，也并不是想要挑起司法争端。但是，更重要的是，从一开始，我们所有的期待，显然并不仅仅是基于对这一司法个案的关注。如果说，这种期待曾经系于一个法律事件的推动作用，那么它也恰恰因为这一司法个案的撤销，变得更加凸显。
自始至终，我们的关注都在于三个方面：首先，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媒企关系？因为媒体行使正常监督职能，企业便挟以资本之暴力，将巨额的阴影加诸于相对弱小的记者身上，让我们领略了资本的专横与媒体的困境。这也使得和解变得如此突如其来。我们知道，媒企从来都不是蜜月关系，而只是“在冬日里相互取暖的豪猪”。这既是资本的趋利性使然，也是媒体的独立性使然。那么有资本的专横于前，有媒企的和解于后，在一道温情脉脉的面纱下面，媒企在上演着怎样的暖昧？又传递一种怎样惊心动魄的专横以及委屈求全的做小心理？
其次，记者权益并不因“和解”而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富士康剑指记者的做法何以成为可能？当时那种巨额的索赔、迅即冻结记者财产对当事人的身心压力真的如风过无痕？《南方周末》曾断言的富士康“天价索赔”意在“吓退媒体的进一步报道”，是否不幸言中？而更不能不提到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在这份司法解释中，确立了“因新闻报道或其他作品发生的名誉权纠纷，应根据原告的起诉确定被告”的原则，使记者孤身应诉资本专横成为现实，这也是应当关注的法律缺憾之所在。但这一缺憾是否会因和解而搁置？我国司法关于新闻侵权案件中什么时候才能引入不“实际恶意原则”？
当然，依然不能不提的是劳工权益问题。到目前为止，这仍是我们关注富士康案的一个焦点所在，即使“天价索赔”以及索赔额的戏剧性变化一度制造了漫天迷雾，但劳工权益仍是公众锲而不舍的追问之所在。也正在这个意义上，富士康案从来就不仅仅是一起司法个案，而是一起公共事件。然而，随着和解的到来，劳工权益这样的一个焦点恰恰被当事双方无视了。在联合声明中，除了一句轻飘的为“增进劳工权益而努力”外，对富士康劳工权益问题几乎只字未提。富士康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危机运作，而媒体则失去了他们追问的本能。当然我们也就无从得知，富士康真的是一座“血汗工厂”吗？媒体先前的报道真的属实吗？
到底是什么妨碍我们的追问与探求？资本的专横何以有恃有恐？又是什么让我们在面临真正的问题时变得畏缩不前？双方都极力回避的问题，恰恰暴露出真正的问题。一道温情脉脉的面纱，恰恰遮不住一个时代的丑陋。在今天，对于我们所有的关于进步与推动的期待而言，这一和解的结局昭示着一种更大的失落——在９月３日，我听到历史在这一天发出一声重重的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