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迪网讯】从walkman到MP3，礼物不但变得更好用，而且也更好看
如有台红白机作礼物，当年定会羡煞众孩童，但今天远远无法满足
1986-1990：送礼就送日本货
1986年元旦，12岁的杨磊拥有了他有生以来的第一块表：一块黄色的塑料壳电子表。这是妈妈花了30元(相当于妈妈月薪的1/4)托人给他从香港带回来的新年礼物，用一根同样颜色的尼龙绳挂在脖子上垂在胸前，很像运动会上裁判用的秒表。杨磊戴着它在学校里很是风光了一阵子——那时候，很多中国普通家庭拥有的电子产品仍然只有一台收音机。不过杨磊很快发现妈妈给他的新年礼物仿佛在一夜之间就臭了街：同样的电子表，半年之后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市场都可以买到，价格只有5元钱。当时流传过一个说法：南边的贸易公司进口这种电子表，是用铁锹铲到火车站的地称上，一斤的价格是30元。
20年过去，杨磊拥有过同样挂在脖子上的金属棒棒表，戴在手腕上的液晶屏电子表，卡西欧的石英表(大一的新年礼物)，刚上班时的时装表和运动表，结婚时的浪琴自动机芯手表，但他很少戴它们。“有了呼机以后就很少戴表了，现在手机每天必须带在身边，为什么要在自己身上带两个计时设备？”杨磊说，“现在我只有在特别正式的场合才戴表，纯属装饰。”他说的后两样通讯设备同样是家人送给他的新年礼物：呼机是1996年的，手机是1999年的。“其实在我收到的所有新年礼物中，我最喜欢的还是那块电子表。”杨磊笑着说，“因为它是给我一个人的。其他的礼物，比如14英寸的日立彩色电视，三洋的单卡录音机，玉兰牌的洗衣机，都是大家的。”
杨磊的记忆在中国1970年代出生的一代中具有代表性：过去的20年中，电子产品占据了中国人新年礼物的重要位置，它们在中国家庭中的普及，往往是以给孩子的新年礼物为形式。在1980年代的前5年，它们可能是黑白电视和单缸洗衣机、傻瓜相机，在后5年，则变成了日本的双卡录音机、彩电和双开门冰箱。至于录像机，在1980年代末，3000元这样的售价导致它完全没有进入普通家庭的可能，只有一些中古货(二手货)和翻版的劣质磁带借助街头录像厅这样的渠道，在中国人记忆里占据了一席之地。值得注意的是，它们都是日本货。
1991-1995：每个人的惊喜
但在1980年代出生的葛辉眼里，新年礼物则回归了它本来的意义：尽管仍然是电子产品，但它不再担负着家庭电器普及的重任，只是给孩子的一个惊喜。“我印象里的新年礼物好像都和玩具有关，是大人对小孩这一年来听话和好好学习的一种奖赏。”葛辉说，“比如小时候的遥控车和小火车，后来玩俄罗斯方块的掌机，插卡玩的学习机，傻瓜相机和随身听，我印象最深的新年礼物是1990年的红白机，230元，不过不记得牌子，应该是小霸王吧。”
1990年,伴随着国产彩电的风光，中国内地市场卖出了300万台电视游戏机,而有分析认为当年市场的饱和容量是4000万台。至于学习机，则是1993年电脑为公众所熟知之后，小霸王等厂商给红白机配上软驱和键盘，当作一台最简单的电脑来卖——尽管它只能用来打字，但毕竟比真正的电脑便宜得多：1995年，攒一台486的价格，可以在今天攒两台液晶双核。联想当年的广告词是“如果没有联想，世界将会怎样？”但1990年代中期的多数普通家庭，还远没有财力去消费一台个人电脑，这样的新年礼物实在太昂贵了。
呼机也在这个阶段走进中国人的生活。1991年，上海首先开通了汉字寻呼系统，此后在大中城市遍地开花，但中文BP机的价格需要数千元，更多人的新年礼物，是一台更便宜的数字BP机。至于手机，也就是“大哥大”，绝大多数人只在港片中看到过。“我太太1991年元旦跟我去市场买了一部大哥大送给我做新年礼物，花了2万多元。”45岁的电子市场老板黄久明回忆，“电池特别耐用，几乎用一周也不用充电，拿在手里也不怕丢，就是太贵了，我做半年的生意才能赚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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