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猪被送到屠宰场后，这些信息会自动转存到系统中。在生猪变成白条肉以后，又会产生一个新的惟一标识，并记录前面的信息以及屠宰场的信息。超市购入白条肉，并对其进行分割、出售。对于每一份分割品，超市也会赋予它一个惟一标识作用的追溯码，这个追溯码会同分割包装一同交到消费者手上。
这时候，消费者就可以通过超市的终端进行相关信息查询。在这样一个关于猪肉完整的食品安全追溯链条中，RFID技术显得颇为显眼，因为消费者所能够查询到的信息都能记录在RFID标签中。
RFID所能起到的作用还不止于此。2005年，位于美国加州的南希特制食品公司部署了RFID技术，通过该技术实现了对生产线上以及成品库中的产品进行跟踪管理。
以出入库为例，通过在仓库门口部署的RFID门户，对所有出入库的产品进行严格的校验，不能得到系统审核通过的产品根本无法出入。
过去，这家公司已经广泛采用了条码技术，但是仍然无法实现精确地跟踪管理所有的产品，因此造成巨大的损失。尤其是在他们零下23℃的冷库中，条码扫描器根本无法正常工作，而RFID则能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易腾迈RFID业务拓展经理徐承东认为，RFID技术相对于传统的条码技术而言，技术优势就在于更加快速和自动化。他同时也表示，通过信息技术可将食品生产、加工、存储和运输过程中的各种信息进行完整地收集和保存，在任何一个环节如发现可能造成大面积危害的问题的时候，就能够通过这些信息迅速定位所涉及的产成品或半成品并加以控制。
“当然，自动识别技术乃至整个信息系统都只是管理的工具，信息系统本身并不能根本解决食品安全的问题。”作为RFID的拥护者，徐承东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与徐承东的坦白相比，Unisys公司RFID及无线解决方案总监Jeff Irland则显得更为直接：“在绝大多数的中国食品安全问题中，利用RFID的方法都有一些参考价值，但在大多数案例中它们并不充分。中国食品安全问题表现为污染物存在于最初的食品成分中。”
食品成分检测是一个复杂问题，相当昂贵而且并不清晰。检验最终产品？还是在运输前或运输后检验？多久检验一次？应当检验哪些污染物？这些对于供应链和产品而言都是相当具体的问题。
且不说Jeff Irland提及的食品检测问题，即使通过不断普及RFID技术，实现了对每一件商品流通情况的追踪。对于食品这样一个快速消费品行业，企业又将为之付出怎样的成本代价？
Jeff Irland也认为，在加强信息技术应用的同时，食品制造商也应当具有良好的社会责任感，遵守政府的规章制度。“这可以帮助消费者对该行业重建信心，特别是对于国外市场。如果食品安全问题继续存在，全球市场都将被侵蚀。”
无形的商德
安徽商人吴鹏翔说：“这毒胡椒烧了，不让它流转到市面上去，毁的是我的银子，成全的是大家的放心!”山西商人乔映霞说：“兴，票号股东一起兴；亡，票号股东一起亡!一个义字，旺了咱的家业；一个义字，也成全了咱的为人!”
吴鹏翔一次购进胡椒八百斛，后发现此胡椒有毒，卖主愿退款，但他仍照价买下，然后付之一炬。他唯恐退给卖主，卖主可能转售他处，坑害更多的人。
徽商舒遵刚说得好：“圣人言，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国且如此，况身家乎！”有了这样的认识，上述行为就不奇怪了。
而在晋商眼里，“义”和“信”不是为了“利”。在这三者冲突时，他们宁可放弃“利”也要坚持“义”和“信”。
在历史中穿行，一张张生动饱满的面孔闪过，徽商、晋商在上百年的经商历史中坚守的中国传统伦理原则和以诚为本的经营思想，他们也以精神力量照亮了中国的经济历程。
相比较而言，现在即使已经有了这么多手段，仍然有一些小作坊和无证照黑窝点在运作。另一方面，在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后，商家的反应和做法更加让人深思。
2006年7月，杨仿仿在北京“蜀国演义”就餐，因食用福寿螺而感染“广州管圆线虫”。2006年9月底，杨仿仿病愈出院后，拿着当时在“蜀国演义”就餐时和家人拍摄的照片，到北京向这家餐馆提出赔偿要求。
面对媒体的强烈关注，开始时对方表示出极大的热情，并承诺赔偿。但媒体的报道浪潮一退却，餐厅在态度上发生180度转变，断然拒绝赔付。并提出两点理由：虽然杨仿仿提供了在餐厅的照片，但是没有用餐发票，是否在蜀国演义就餐变得不确信；第二，因为杨仿仿是在广州确诊的，未被北京的卫生部门纳入被确认的受害者名单。
信息传播的责任在哪里？
在“福寿螺事件”中，媒体的强烈关注给商家带来了压力，并对这起事件的解决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但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透明度”栏目播出的《纸做的包子》的虚假报道，经多家媒体转载、转播，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一正一反，折射出在这个信息传播的双刃剑作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钟新认为，公众在危机状态下的非理性行为突出表现为个体性的“不信”与“排斥”，以及群体性的“轻信”与“盲从”。
比如，速冻饺子营养全都流失应尽量少吃，食品里有防腐剂和添加剂会导致癌症，油炸食品对身体有害，这些说法都曾经盛行一时，一些人对此也深信不疑。
对此，长期致力于食品科学研究的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胡小松却认为：“没有垃圾食品只有垃圾吃法。”
比如，油炸食品应少吃，但不是一点不吃。据胡小松介绍,有致癌物的说法不确切，目前就是2002年斯德哥尔摩的一位副教授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在油炸薯片、薯条当中，有一种物质叫丙烯酰胺，是二类致癌物，但在油炸方便面里它的含量非常低。
类似信息的传播和夸大证明了钟新教授的观点。怪不得Jeff Irland强调利用技术的同时也在呼吁，相关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应当积极协助政府，努力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8月12日凌晨，“湛江大暴雨要引发大地震”的谣言无端生起，在风狂雨骤的湛江市乌石、北和、覃斗等地四处流窜，让本已充满恐慌的群众惊慌不已。
湛江市地震局、湛江市气象局迅速反应，利用气象部门的手机短信应急服务平台，3个多小时发出280万条短信，迅速消除了群众的恐慌情绪。
在任何谣言面前，“大道消息”通畅无阻，“小道消息”才会销声匿迹。政府部门在信息传播渠道所作的努力由此可见一斑。
作为另外一种权威信息披露的方式，媒体的职责同样不容忽视。且不说个别国外媒体对中国产品质量和安全的夸大报道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北京电视台单单一个“纸包子”事件就已经让人们震惊不已。
另外，互联网的快速普及已经让每一个人都变成了新闻工作者，与此同时也催生了很多的“小道消息”。
根据美国研究，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阶段的时候，人们对食品营养的要求，就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其中，第一要求美容，人要更漂亮；第二要健康，要不得病；第三要长寿，健康才能长寿。第四，要求很好地促进体力和智力的发展。
目前，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800美元左右，这就是说，我国的食品工业直接承载着消费者更高消费需求的任务。
食品安全责任重大，面对食品安全领域的挑战，政府正在不懈地努力，并出台了一系列加强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的重大举措。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企业也在转变做法，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提高食品安全。对于每一个消费者，是否也应该用实际行动予以响应？
食品安全五大误解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近日在中国工程院主办的“中国食品安全问题论坛”上指出，当前人们对食品安全的误解主要表现在以下五大方面：
一是消费者要求食品“零”风险。人们普遍认为开车、坐飞机等导致的风险是可以接受的，却不能接受食品中存在任何风险。从保护健康和生命的角度看，这一心态可以理解，可是不符合科学，因为我们并非生活在真空中，食品“零”风险根本不存在。
二是过于重视化学污染，而忽视食源性疾病。农药残留、重金属超标、非法使用食品添加剂等化学污染正危害着人们的健康，政府三令五申地加以禁止、媒体不厌其烦地加以报道，却忽视了食源性疾病已经成为我国头号食品安全问题的现实。
三是笼统地把假冒伪劣与食品安全划等号。将两者划等号，无形中夸大了食品安全问题。
四是将致癌物污染的食品等同于致癌食品。被苏丹红等致癌物污染的食品固然不好，但人体吸收只要达不到一定量，不会引发癌症。对此，人们没必要恐慌。
五是将不合格食品等同于有毒食品。一些商贩在瓜子外皮上涂矿物油是为了让瓜子好看，被媒体炒作为“有毒瓜子”。其实，矿物油也称“液体石蜡”，具有通便等作用，国家允许将其用在食品上。商贩们只是没有得到有关部门批准便将其用在瓜子上，不符合食品卫生标准，为非法使用，但不等于有毒。
去年夏天发生在北京的“福寿螺事件”至今没有停止
速冻食品缺少营养是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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