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家电有补贴、家电下乡，这是两个很有新意的概念，这两个概念组合到一起，便是“家电下乡政策将启动，农民买家电可获13%财政补贴”(《京华时报》12月23日)之政策的核心内容。国家财政部和商务部于22日联合宣布了上述政策。
这项被称为“重大财政政策创新”的举措将率先在山东、河南和四川三省试点，试点地区的农民买到贴有“家电下乡”标识的限价产品后，相当于产品售价13%的补贴将由财政部门发到购买人的储蓄账户上。毫无疑问，农民们能买到便宜的家电，没什么不好。但是，将此誉为“支农惠农的重要措施”，我认为存在用词不当之嫌。
一提起“产品下乡”，我总是容易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被城市淘汰的喇叭裤等商品开始在农村流行的情景。只不过，那时候喇叭裤、录音机、黑白电视机整卡车地运到农村那阵子，除了价钱便宜一些，并没有来自政府的补贴。但此类经营行为的一个显著特点似乎是共通的——刺激农村消费市场、将滞销产品变得畅销——在城市逐渐被淘汰的产品，几乎都这样想或这样干过。这次“家电下乡”也有这样的意思，有官员的讲话为证：实施“家电下乡”，既可转移出口能力，减少贸易顺差和贸易摩擦，又可消化家电行业过剩产能，扭转企业效益普遍下滑的势头。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曾晓安如是说。
这么说来，“家电下乡”最大的受惠者应当是家电生产企业，是为“惠商”，或“补贴企业”。这个账并不难算：家电不像喇叭裤，在农村可谓高档消费品，要想让农民产生购买的兴趣，限价与补贴是行之有效的。产品价格的13%名义上是补贴农民，但实质是补贴企业的，这不但是对企业限价的回报，也是激发农民消费的有效办法——毕竟，将13%补到产品与发给农民，虽结果相同，但意义不可同日可语。
当然，家电企业得到实惠的同时，农民的确获得了购买便宜家电的机会。如果非得说“家电下乡”政策具有惠农含义的话，我认为最终不过是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农民得到了实惠，是为“补贴富农”。穷人没有购买力，理所当然地无法享受13%的补贴，即使为了享受这一补贴而不顾及家庭收入，奢侈消费一把，其后果将不仅与“支农”与“惠农”相距甚远，甚至一不小心而衍变为“坑农”——昂贵的电费、手机话费将成为农民新的负担。毕竟，我们不能指望每一个消费者都能通过看电视、打手机而找到致富之路。
财政部官员曾晓安称：在当前农民增收困难，城乡差别较大的形势下，财政补贴政策支持“家电下乡”，激活农村消费，是解决扩大内需的客观要求。在我看来，这句话中最重要的一个信息是，政府是非常清楚农民“增收困难”的。既然农民增收困难，那么向农民推广家电为时尚早，不但不能增收，反而可能加重经济负担。显然，政府的当务之急应当是帮助农民解除增收的困难，譬如降低农村远高于城市的电价、补贴远远落后于城市的基础教育、补贴购买农业生产资料，如此等等。
我估计有人会说，任何一项惠民政策都不可能面面俱到，“家电下乡”至少会让那些有购买能力的农民受益，让家电企业受益。对此，我的意见是，财政补贴的真金白银也有农村6000多万低收入人口的份儿，“惠农政策”为何要撇下这么大的群体不管？在农村，政府有太多比“扩大内需”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有比“锦上添花”更重要的“雪中送炭”要去尝试。
现阶段，中国9亿农民的每年人均收入不到3000元，从这个现实来讲，三农研究专家温铁军所说的“市场手段不适合9亿农民”的观点实在与“反市场”无关。中国农村的现实表明，眼下推出“诱使”农民消费高档商品的时机远没有到来，即使少数富起来的农民有较强的消费需求，那也是企业要解决事情，与政府何干？我希望，“家电下乡”政策的试点工作能促使政府部门认清这些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