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接触过华为总裁任正非的人士透露说，任正非对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正在遭遇包括《劳动合同法》在内的政策“风暴”，表示了相当程度的忧虑：
在过去一年中，中国各项产业政策、财税政策、用工政策正在经历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幅度最深、影响最广的一次调整——这些调整将如何作用于中国的产业环境，作用于一向以“成本优势”取胜的中国制造业？
经过几十年高速增长的中国，在持续追求效率中，如何停下脚步，考虑公平问题？此外，公平与效率，两者如何同时兼顾？
任正非的忧虑代表了“中国制造”产业链条的整体忧虑：事实上，华为这个中国“自主创新”型企业的最高典范，在历经20多年变迁、演进的中国制造业链条中，她无疑处在价值链的相对最高端：6万员工，有近一半为研发人员，几乎没有“产业工人”；每年收益中的10%投入研发环节；同时，每年的净利润率达到了10%-15%——华为，代表了中国制造业中少数已经从“劳动密集”成功向“智力密集”转型的典范。
而这种转型走向，与所有发生在2007年，对中国制造业形成致使“成本冲击”的政策走向，原本并不“冲突”：因为无论是《劳动合同法》、抑或几乎同时期出台的《关于调低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以及《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目录》、“两税合一”等等，所有政策的收紧，其目标所指都集中在——推动中国制造业产业转型，从低附加值的简单贸易加工，转向附加值更高的深加工和高技术产业。与此目标相适应，各项政策风暴的焦点大都集中于提高产业工人的最低工资标准，收紧企业用工制度，增加低附加值的简加工环节的税收成本，等等。
但是任正非认为，处在中国制造业整体生态圈中的华为，难以独善其身。
“少数派”的困惑
效率，还是公平？两者的博弈，直接带来的结果是产业链整体成本的上升。
前述人士说，任正非在谈到《劳动合同法》等政策出台时认为，中国经济经过前几年的高速发展，近期国家政策开始在将目标转向兼顾“公平”，是一种适时的调整；然而，调整不应走向反向的极端，如果牺牲了效率，社会公平亦将无从谈起。
综合而言，近期国家政策的收紧，对从事高端制造业的华为，其直接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如果将其放到整个产业链条中来看，就未必如此简单。
华为内部数据统计，华为2007年产值正在突破150亿美元，由此可以推算，华为每年从下游供应商采购额突破600亿元，“如果以30%毛利润计，这些供应商再向其更下游的厂商采额也还有400亿，以此类推，华为对下游产业链的带动至少超过上千亿。”
显然，处于食物链越下端，附加值越低，对“成本”要素的变动就越敏感，抗风险能力也越弱。而在一个整体产业链中，环环相扣，下游厂商成本上升，定然也会影响到产业链整体成本的上升——此为间接的影响。
更为深入的问题是：30年改革开放与产业锻造，中国制造业的层级分化也正呈现越来越复杂的形态，实际上，在中国经济整体中，以加工贸易为特点的粗加工产品仍占相当高比例的现状背后，还隐含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从产业链末端到上端，中国企业良莠不齐的现状也越来越明显。
“《劳动合同法》着眼点在解决社会最基本的公平问题，华为早就渡过了中国大多数企业早年粗放管理的问题，它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在中国是非典型性的。”华为人士说。
比如说，对大多数制造型企业而言，劳资矛盾首要解决的是劳方的最低工资标准问题，以及老员工权益保障的问题。“但华为内部的矛盾恰恰是相反的”，华为人士说，“任老板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企业高速增长，与部分老员工福利过高而斗志减弱的矛盾；新老员工在‘贡献大小’与‘收益大小’上的不公平问题。”
“既然变革，就是改变利益原则，进行利益的再分配，利益分配永远是不可能绝对平衡的，特别是触及到个人的利益分配。所以变革难免会挫伤人，对企业与个人来说，都是大事，不是小事；不变革，公司会逐步沉沦、停滞不前，甚至衰败。所以，变革是一定要进行的，变革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手段，群体支持，变革也存在风险，甚至难以运行。”——这段出现在2007年12月华为内刊上的一段话，或能最有力地说明华为在《劳动合同法》中遭遇的独特问题。
1
2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