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虚幻拉回现实：封闭式治疗网瘾少年接触不到网络
1月15日是农历腊八，冬天的北京寒风刺骨。从火车站出来，先乘地铁，然后又坐了近一个小时的公共汽车，一路上的景色越来越远离想象中的都市，小萌和父亲终于辗转来到了位于北京南郊大兴的某卫戍部队大院门口。 一位面色和善、穿着军装的中年女士到门口来接他们进去。小萌有点不情愿地跟在最后，他开始怀疑，父亲向他描述得相当有趣的冬令营怎么会在这样一个冷清严肃的地方。
院子很大，一排排的部队营房，操场上有些士兵在练队列。士兵们挺拔的身躯和飒爽的英姿，与小萌没精打采的“豆芽菜”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小萌来不及多想，便被带到了一栋红砖色的四层小楼前，门口挂着铜牌“中国青少年心理成长基地”，并注明该基地由共青团中央、中央文明办、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产业部等九部门联合授权北京军区总医院成立。 “这栋小楼是我们总医院出资金，帮我们从部队租用的。”基地主任陶然医生告诉记者，“从成瘾学上来说，切断和介质的联系是除瘾的关键，这里的环境很适合我们对网瘾青少年的治疗。”
也就是说，部队大院的特殊环境，使来到这里治疗的网瘾青少年们不能擅自出入，更接触不到他们深陷网瘾的重要介质———网络。小萌和其他30多位青少年将在这里一起接受封闭式的戒除网瘾治疗。
中心主任：初次研究网瘾资料结果大吃一惊
陶然是北京军区总医院成瘾医学中心的主任，一直在戒除物质成瘾方面做临床治疗和研究。既然都有个“瘾”字，从2004年暑假开始，陆续有朋友介绍一些网瘾青少年到他那里治疗，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到2004年年底时，来找陶然咨询治疗孩子网瘾的家长常常要排很长的队。 “这时候我才意识到网瘾不是一个两个孩子的问题，我开始专门去找这方面的资料来研究，结果吓了我一大跳。”陶然说。
让陶然惊讶的有两点。一是中国目前所谓网瘾青少年的数量之多。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一份权威调查统计显示：网络成瘾青少年中，13到17岁年龄段的人数最多，占到17.1%；从职业身份看，初中生、失业或无固定职业者、职高学生所占比例最多，分别是23.2%、21%和20.5%。
二是国际国内专门从学术上研究网瘾的文章竟然少之又少。当时国内几乎空白，国际上陶然只找到了两位美国学者曾公开发表过有关网瘾的文章。
“两位学者的研究还是比较偏重概念和理论，都没有从事临床治疗，更谈不上经验。”陶然说，“我们基本上还是边干边学，一切从头开始。”
2005年3月，北京军区总医院成瘾医学中心在国内首次开展了网络成瘾住院治疗，建立了网络成瘾的医学、心理、教育、军事化管理以及社会体验的综合干预模式。在此基础上，2006年4月他们在大兴区成立起青少年心理成长基地，2007年1月，北京军区总医院又经团中央等九部门授权承建了“中国青少年心理成长基地”，成为国内第一家、也是惟一一家从事心理、行为、教育、医疗全方位对青少年成长问题进行综合干预的机构。 这个基地及其前身治疗中心最开始受到媒体和社会的关注，是因为“吃药”的问题。当时有报纸用大标题“戒网瘾也要吃药”来报道陶然的治疗方法，一度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其实所谓的吃药治网瘾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只是人们通常习惯了从道德教育上让孩子戒网瘾而已。”陶然对此解释说，“网瘾和其他成瘾一样，如果是抑郁症或其他某种精神科疾病的表现，那么当然要按照精神科的治疗方法吃药片，这样才是科学的、治标又治本的。”
现在基地仍然保留着精神科医生，对患有焦虑、疑虑等精神症状的网瘾青少年指导服用药物。此外，基地的工作人员还有心理医生、军事教官、工娱老师、护士、行政人员等等近百人。
英俊帅气的退伍军人小李现在就是基地的一位军事教官，他的主要任务是带网瘾青少年们上军训课和各种运动课，通过军训和体育锻炼活动，培养这些曾远离现实生活的孩子们真实的团队精神、合作精神和组织纪律性。
“有孩子羡慕你又高又帅吗？”记者问。
“有这样的。”这个大男孩有点腼腆地说，“他们大多身体素质比较差，其实也很想硬朗起来，只是控制不住自己上网打游戏。”
小萌很快发现自己“受骗”了，父亲所承诺的冬令营就是这样一个网瘾治疗机构。开始的几天，他都是在愤怒中度过的。但经过一段有规律的生活和治疗后，他渐渐开始平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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