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成都来发展软件外包，我算是选对了地方。”陈晋川庆幸地说。
两年前，时任创智国际副总裁的陈晋川离开创智国际，到成都创立国通软件资源有限公司(下称国通资源)。
经过两年的发展，目前国通资源的员工已经接近150人，营收接近300万美元。
更让他感到高兴的是，在人民币升值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当下，将公司设在成都，一定程度上缓冲了这种影响。
浪潮集团品牌推广中心主管左佰臣向记者表示，软件外包产业遭受着双重压力：一重压力来自于人民币升值，另一重压力来自于消费价格指数(CPI)的上升，CPI指数上涨，员工要求加薪的呼声很高。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支出以人民币结算，而收入以美元计算，这样一来，企业的利润空间受到双重挤压。
陈晋川认为，软件外包其实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人力成本是最大的成本，面对国内外产业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利润空间压缩，国内软件外包产业有进行梯度转移的可能。
有业界人士表示，国内软件外包产业的第一极是大连和上海，北京、南京等城市是第二极，西安、成都、武汉等则被认为是第三极。在陈晋川看来，在类似于成都等地区发展软件外包，人力成本可以较好控制，一方面，员工流动率较低，易于培养骨干员工；另一方面，员工工资水平较低，可以降低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事实上，成都市高新区要求国通资源借助产业梯度转移的良机，在5年内将软件外包业务的营收发展到1亿美元。
内外压力
陈晋川对记者表示，面对目前国内外产业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成本上升压力，各种类型的软件外包企业所遭受的影响并不一样。
据陈介绍，软件外包业大致分为下面几类：一类是数据录入，这是行业中利润率最低的一类业类；一类是不负责程序设计、系统分析等高端环节，仅负责编程的业务，也就是传统的所谓“coding”；另一类是负责程序设计、系统分析的业务。
中国软件外包业务的发包方主要来自美国和日本，其中来自日本的软件外包业务主要是“coding”业务，而来自美国的软件外包业务以上述第三类的比重较大，而第一类业务则来自日本、美国的都有。但不管是哪种业务类型，或发包方是日本还是美国，都是美元或日元结算，因此，在目前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企业所受的利润影响较大。
以“coding”业务为例，每个程序员一年能产生营收1.5万美元的业务，当汇率为1美元兑8.2元人民币时，1.5万美元合12.3万元人民币；当汇率为1美元兑7元人民币时，约合10.5万元人民币。“coding”业务的行业平均利润率约为20%，受人民币升值影响，“coding”业务的利润率已大为缩小。
左佰臣认为，由于CPI指数上升的影响，企业面临很大的加薪压力。特别是那些2005年之后毕业的员工，在现有的工资条件和社会环境下，他们面临很大的生存压力。
以四川长虹这样的制造厂商为例，车间生产工人4年前的工资水平为每月600元至800元，现在已经上涨至1200元至1500元。
记者采访获悉，2007年，大连一个做“coding”业务的工程师的平均月工资在3500元至4000元之间，而目前这样的工资水平已经很难有吸引力。
陈晋川认为，软件外包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员工平均月薪4000元计，年薪接近5万元，这就占去了其所带来营收的40%，在软件外包企业的总成本中则占去了60%，因此，任何一项加薪或增加人力成本的行为，都将极大的影响企业的利润水平。也就是说，在人民币升值和加薪压力下，人力成本将成为软件外包企业的难以承受之重。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统计，2008年1-2月，我国软件产业效益出现下滑，共实现利润总额68.6亿元，同比下降4.6%。其中特别提到，效益下滑的原因包括：一是，2008年整个电子信息产业增速下滑，对软件产业的需求产生一定影响；二是，人民币继续升值，不但增加了软件外包的成本，而且造成以美元结算的外包收入的减少，直接影响外包企业的效益；三是，软件产业规模效应显著，大型外资软件企业加强了对国内市场大客户群的竞争，部分中小型软件企业效益下滑。
加薪难题
记者采访获悉，前不久，由商务部、发改委牵头，四川省地方政府主持，中软、博彦、文思等软件外包公司企业参加的一个软件外包研讨会在四川雅安举行，其主题即是如何应对人民币升值、CPI指数上涨，以及新《劳动法》的实施，给软件外包行业带来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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