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关于是否需要对中国移动采取非对称管制的辩论正在悄然间席卷中国的电信业，在各方势力和媒体的鼓吹下，争论似乎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然而，在支持对中国移动采取非对称管制措施的观点中，我们却无奈地发现其中欠缺些许理性，更多的观点只是源自于一种感性的探讨，因为中国移动表现太过抢眼，因为中国移动占尽电信业发展的风头，所以不能让它在这样继续下去，必须对其限制诸如此类。作为电信行业的从业者，观察者和研究者，在探讨电信行业管制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多一些对国家和行业思考的理性，而不是凭感觉出结论。
对于中国的电信市场的管制，我认为，不能简单的从局部市场的“平衡”的角度出发来制定管制政策，而应该考虑全球电信产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结合中国电信产业的长期发展定位来综合评估并最终确定管制方式。
从全球范围来看，简单的非对称管制措施已经不再适应产业竞争的特征，基本已被世界各国所摒弃。从100多年前开始，全球电信产业经历过自由竞争、自然垄断、寡头竞争等多个发展阶段之后，如今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兴起了垄断竞争的热潮，而随着产业竞争特征的变化，政府的管制模式也在不断的进行调整以保证新的市场竞争能够在公平的环境下继续下去。
在电信业兴起之初，自由经济思潮起了主导作用，在贝尔的专利保护期之后，电信产业处于自由竞争时期，美国出现了数以千计的电信运营商，大家割据一方展开激烈的竞争，此时政府并没有采取什么管制措施。
由于电信产业的网络经济特性保证垄断经营的效率更高，AT&T不断收购兼并了许多小运营商，使得美国国内运营商数量减至只有100多家并还在继续减少，此时美国政府注意到了电信产业这种特殊的自然垄断的经济特性，以立法的形式保证了AT&T的独家经营的地位，但同时也给予其严格的管制措施，保证其不会严重侵害消费者利益。
随着网络规模的扩大，电信企业内部庞大的官僚体制导致的内部交易成本不断增大，使得独家经营的成本优势不再明显，而新技术的发展也使得新网络的建设成本成倍缩减，电信产业的自然垄断性削弱，到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政府开始鼓励竞争，但同时也通过行业准入限制竞争者的数量，在这个阶段，由于传统的垄断运营商优势明显，为鼓励新进入者获得发展的机会，政府往往采取非对称管制的手段保证引入竞争的有效性，英国、美国等国家都纷纷对主导运营商提出了非对称管制的措施，保证新的市场参与者能够获得参与成长的机会，而中国电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拆分成固网、移动、寻呼以及卫星等多家运营商。
随着电信产业竞争的向前推进，到本世纪初，政府人为构建的寡头竞争似乎并没有保持稳定的结构，全球电信产业又重新掀起一阵兼并重组的浪潮，当初AT&T被强制拆分的七家地方小贝尔经历多番并购，如今由重新变成了两家，其中西南贝尔甚至重新收购了当年的母公司AT&T，成为电信产业重新跨入垄断经营时代的标志，与此同时，各国当年收到非对称管制的电信企业也纷纷开始了并购扩张的道路，如BT、Telefonica等。在这个时候，政府管制部门并没有再继续以往的思路，而只是基于《反垄断法》的法律框架对其并购和经营行为进行必要的审查并最终批准了这些并购行为。
回顾中国，中国的电信产业用20年的时间走完了国外近百年电信产业发展的道路，从邮电总局的独家垄断经营到电信拆分，形成所谓的“战国七雄”和“春秋五霸”，一直到最近的重组形成“三足鼎立”，中国的电信市场正在重新走向垄断经营的时代，应该说中国的政府管制部门一直在紧随着全球电信产业发展的脚步调整自己的管制思路。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中国政府以往的管制政策是成功的，它在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用户ARPU较低的情况下，成功地缔造了三家世界级的电信运营商，而其中中国移动甚至超越Vodafone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运营商，无疑这是非常可贵的，这同时也为中国电信产业在全球电信产业舞台上赢得非常难得的话语权。
在当今时代，电信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中国要想保持在不断更新的电信产业中的主动权，就必须拥有足够的话语权，而这种话语权根本上来源于世界级的电信运营企业。因此，中国的电信产业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要想保证赢得主动，就必须保证有领先的电信运营企业来参与全球的对话，并依靠强大的影响力引导未来的方向。
综上所述，对于中国的电信产业管制，我认为，应该迎合全球电信管制的潮流和趋势，以法律框架保证市场的竞争公平性，同时以全球的视野来看待本土成长的电信运营企业，保证本土电信运营商的足够产业影响力以赢得全球竞争的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