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迪网讯】商家、广告、明星、媒体正在合力扮演着价值的命名者和消费者的人生指南，以此兜售给我们虚无的幸福感和存在感，我们倒也心甘情愿、乐此不疲地被“忽悠”。这种叫卖声愈发大行其道，忘乎所以，乃至已经变了调。
地铁到国贸站，衣妆精致的小罗好不容易从夹杂着各色人等、混合了各异气味儿的车厢中“突围”出来，她的第一反应是先检查自己的LV手提包。果然，上面有一个线头大小的圆珠笔渍，污迹小到不易察觉，但她还是懊恼地跺了一下脚，恨恨地想：真要命，照这么下去，我的宝贝LV没几天就要浑身挂彩了。
身为白领的小罗并没富裕到随意购买奢侈品的地步，这“人生中的第一个LV”是她在店里徘徊好几回、牙根咬碎了好几颗之后，花了两个月工资购置的。
虽然知道那个近万元的宝贝包并不是真皮的，虽然知道自己的一掷千金只是为了换取那两个大写字母的Logo，虽然知道买奢侈品某种意义上就等于明知道而故意挨宰，但小罗还是毅然决然地刷了这笔巨款，她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句歌词——痛并快乐着。
依然是公交倒地铁上下班，依然吃8块钱一份的盒饭，依然因为猪肉太贵而尽量吃素，依然……除了穿过办公室的格子间时能感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艳羡目光，小罗的生活没有丝毫变化，但那些羡慕和赞叹，就足以让她维持好几个月的幸福感。
这种幸福感到底是昂贵的还是廉价的呢？
文字陷阱
石菲
中国的文字博大精深，这点儿精髓竟被商家拿来和消费者捉迷藏，看究竟是你的矛能击破我的盾，还是我的盾能抵挡你的矛？
刚过去不久的春晚上，一句“买装修送家具”让买过房的人会心一笑，让没买过房的提心吊胆。此送非彼送，不是买房子开发商就送您一套家具，而是买了家具，开发商可以给你送到家。
文字容易让人误会，没过几天IT业界又出了一起关于数字的“误会”。
眼见并不为实
2008年2月17日晚，刘先生通过戴尔中国网站，订购了一款27英寸液晶显示器，网络报价系统显示为2515元。订单提交成功后，他并未如约收到戴尔方面的订单确认信息，反而被告知因网络报价系统出错，无法正常成交。2月21日，一名戴尔的销售人员告诉他，这款显示器实际价格为8998.47元，公司愿优惠1500元卖给他。
对于这个私下解决的方案，刘先生认为戴尔方面既未说明报价出错的原因，也未及时发布公告向消费者致歉，缺乏起码的诚意。根据戴尔的规定，如果自收到网上订单7天之内，没有收到货款，订单将被取消。刘先生开始怀疑，戴尔此举是为了故意拖延时间。
对于消费者的抗议，戴尔中国最终以声明的方式回应称，其网站错标液晶显示器价格期间生成的有效订单将按照正常订单处理，戴尔将为每个“错误”订单承担6000多元的损失。
2月27日，戴尔终于发表声明，承诺对于经过沟通后不同意取消订单的用户将按照正常订单执行。在强大的压力下，戴尔最终在利益与诚信之间选择了诚信。
然而，这并不是戴尔的第一次，在IT业界也已屡见不鲜了。2006年8月7日，戴尔官方网站上曾将原价8999元人民币的SC430双核服务器标价为800余元，引来用户抢购。此后戴尔表示报价错误，不能执行原订单。有厦门消费者提起诉讼，法院判决戴尔按照当时报价执行合同。
2004年4月，IBM中国官方网站将价值约2000元的COMBO刻录机误标为1元。虽然发现后马上纠正了这个错误，但其仍然按1元的售价履行已经下单的订购，因此损失了数百万元。
2008年1月，联想美国网站发生报价错误，ThinkPad T61笔记本电脑的最低售价只有224美元。联想网站的报价错误立刻引来全球各地消费者的大量订单，联想美国网站销售部发现故障后，遂将已经选购但还未信用卡付款的用户订单清空。9日后，联想陆续向已经订购的用户发送电子邮件，通知取消订单。
宰你没商量
如果说网站报价错误是无心之失，那么玩文字游戏欺骗消费者就是有意为之了。
买台豆浆机自制醇美豆浆，既经济又美容，是不少讲究品质生活女性的选择。马女士在哈尔滨市南岗区一个大型家电商场购买了一款价值398元的“望月”牌豆浆机。购买时，营业员告诉她这台豆浆机自购买之日起有三年的保修期。
可她没想到，才过了半个多月，家里的这台豆浆机就经常“死机”。6月25日，这台机器竟然彻底“停机”了。
于是，马女士翻出了当时购买豆浆机时该家电商场出具的销售单，要求该家电商场兑现销售单上注明的“保修三年”的承诺。
可让马女士没想到的是，该商场竟然要马女士支付维修费用。马女士当场提出：“买了才半个多月就坏了，还没出保修期呢，咋还得自己掏修理费啊？销售单上明明写着‘保修三年’，修理费用理应由商家承担啊？”
但该商场的工作人员看着马女士的保修单告诉她：“保修单上承诺的是‘保修’而不是‘包修’。也就是说，商场保证给消费者修理，但并不等于包下修理时所花的费用。”
沈小姐在网上买了一个新款颈环，据说能缓解肌肉酸痛。可戴了一个星期也不见效果。沈小姐找到专卖店检验，被告知是仿冒产品。“网上介绍写的是正品，没想到还是上当了。”沈小姐非常郁闷。
类似的遭遇屡见不鲜，部分网络商家就瞄准了一些知名畅销产品，玩起文字游戏。标题上往往用硕大的“正品”或“精品”字样吸引眼球，然后用仿制的产品冒充。如果买家上门投诉，卖家就理直气壮地使出“正品并非真品”的金蝉脱壳之法。
除正品、真品之外，还有精品的说法。被问起正品、精品和真品的区别时，一位卖家头头是道：“正品、精品当然不等于真品，正品在材料、做工、款式等指标上都达到了真品的标准，只不过产地不是原厂而已。”
而合肥一家公司因业务需要，找到位于合肥清溪路上的一家快运公司托运60桶铁桶油漆，但当货物运达指定地点后，托运方人员在提货时发现，部分油漆桶已变形，并出现油漆泄漏，随即他们找到快运公司要求赔偿。但快运公司负责人却拿出双方当初签的合同，以上面一条约定“油漆渗漏责任自负”为由，拒绝赔偿。究竟是“渗漏”还是“泄漏”？双方各执己见，争执不休。
文字游戏几时休
再说因年前冰雪路阻，今年留在单位过年的外来务工人员越来越多，不少人在春节放假期间就开始上班。然而，在安排春节加班的用人单位中，有的故意回避“加班”的概念，取而代之以“值班”、“当班”等提法，例如规定“公司中层以上管理人员春节轮流当班”等，以逃避支付高额的加班费。员工对此也是敢怒不敢言，“哪有加班费，我们提都不敢向老板提”。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职场格外有趣：不仅更加热闹，而且更加花哨。因为几部劳动大法的实施，让劳动者看到希望，也让一些企业继续努力寻求一些伸缩自如的夹缝，为了避开法律芒锋，有的企业跟求职者玩起了“文字游戏”。
“月薪面议”不见了，但是“月薪1500～5000”更让你有想象空间；你是女生，你是乙肝病原携带者，没关系，但是你不适合我们的企业文化，所以我们不能录取你；我们不拒绝毕业生，但是我们所有的职位要求25岁以上……
玩文字游戏，有玩得好的，也有玩失败的。
依据国际足联的规定，逢国家队重大比赛，球员必须于距比赛日最少14天内返回国家队报到。最近，埃弗顿主教练大卫·莫耶斯称，这一规定并没有明确指出14天的期限是距离南非国家队的首场比赛还是非洲杯的开幕日，而他的理解是前者。他说，南非队的首场比赛是23日对阵安哥拉，距离8日埃弗顿的比赛还有15天的时间，因此他坚持让皮纳尔参加埃弗顿同切尔西的比赛。
南非足协则认为，莫耶斯的理解是错误的。如果他坚持让皮纳尔在周二上场，他们将对埃弗顿俱乐部提起诉讼。南非足协发言人说，非洲杯对南非来说非常重要，皮纳尔是惟一没有报到的球员，这也让球队主教练帕萨雷拉左右为难。如果他准许皮纳尔晚到，那就不得不给予其他队员同样的待遇。
国际足联随后与埃弗顿进行了接触，在国际足联的干涉下，英超俱乐部埃弗顿不得不给南非中场斯蒂文·皮纳尔放行，以让其备战1月20日开幕的非洲杯。
中国的文字博大精深，同意不同音，同音不同字，变幻个顺序加个标点都能有不一样的意思。古代人们写字要小心，被抓住把柄弄不好就进了文字狱。而现在人们看字要小心，别让自己掉进了文字陷阱而不自知。
商家偷换概念，把“乳饮料”伪装成“牛奶”、“酸奶”
保修、包修、包退、包换等名词眼花缭乱，商家对消费者大玩文字游戏
①索尼总裁为全球大规模召回笔记本电脑电池致歉
②合肥紧急召回销往市场的“陈馅”粽子
③因连续发生自燃事故 欧洲地区大量召回标致307
④正在使用中的笔记本电脑突然自燃，是极大的安全隐患
召回≠信誉
雷赫
企业实施产品召回固然可以挽回自己的形象，但过多的产品召回，却产生了宣传作秀的嫌疑，甚至成为质量产品的“出口”。
2008年2月18日，又一起产品召回事件发生了。针对此前1月份，韩国一名记者在使用LG笔记本电脑采访时发生爆炸并起火，韩国LG公司宣布召回型号为Z1和Z2的两款笔记本电池。
本来，针对出现质量问题的产品，企业实施召回意在弥补给消费者带来的损失，同时也为自身赢得品牌信誉。可是，笔记本电池起火、手机电池爆炸之类的事件已是接二连三地出现，有消费者就问，到底是弥补损失重要，还是保证产品质量重要呢？
目前，产品召回行为已经普遍存在于国内的汽车、药品、家电、IT等行业，无论产品的质量隐患，还是已经显现的质量问题，各路企业前赴后继地推行产品召回行动，人们不仅对此早已见怪不怪，而且对其产生了更多的思考。
背后的“账单”
其实，产品召回制度属于“舶来品”。据了解，产品召回制度最早出现在美国，最先应用于汽车行业。1966年，美国制订的《国家交通与机动车安全法》中明确规定汽车制造商有义务召回缺陷汽车。
2004年3月15日，国内出现了首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由此，汽车行业正式确立产品召回制度。随后的2007年，国家质检总局公布并实施《儿童玩具召回管理规定》。同年8月，国家质检总局又发布第98号令，公布并实施《食品召回管理规定》，对食品行业实现召回制度。
对于消费者而言，企业实施的召回行动可以为其免费维修或更换零部件，甚至是无条件退货，属于实实在在的利益补偿。而对于企业而言，产品召回的背后，则是最直接的成本耗费。
拿召回最为常见的汽车行业来讲，每一次召回行动的花费基本都以亿计。2004年6月10日，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由于燃油箱隔热装置间隙问题，召回车辆共计38000辆，召回成本估算为3.3亿元。
随后的6月18日，广州本田汽车有限公司宣布召回70240辆存在质量问题的汽车。9月8日，长安铃木也宣布召回137480辆存在质量问题的汽车。
对于消费者遍布世界各地的跨国企业而言，召回行动更是“不可承受之重”。2006年，由于笔记本电脑电池出现起火爆炸事故，生产商索尼公司针对全球消费者实施产品召回，召会的电池数量约为960万个，相关费用更是达到33.3亿人民币。
如此种种，消费者自然是看在“眼”里。对于那些能够主动实行产品召回的企业，一方面表明其对消费者的负责态度，另一方面，还能彰显出企业的品牌形象及美誉度。
变味，做秀
随着各行业产品召回行为的日益增多，人们对于它的看法开始出现争议。相对于其他行业而言，汽车行业是国内最早实行产品召回的行业，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其中的争议最为典型。
2006年9月1日，江西昌河铃木汽车责任有限公司宣布，对11716台利亚纳轿车实施召回，免费为消费者更换经过改良的设计卡子。由于该次召回行动涉及数量较大，而重新更换的零件价值仅20元左右，市场随即传出“召回即作秀”的说法。
一位汽车经销商就曾分析，利亚纳轿车自2005年12月上市以来，销售始终未见亮色。另有数据显示，利亚纳自3月以来销量逐月下跌。因此，在“金九银十”的汽车销售旺季到来前夕，昌铃高调宣布产品召回，不仅可以进一步完善产品质量，还可以增加产品的知名度以及企业的美誉度。“借召回炒一炒，我们都司空见惯了，宣传手段而已。”
其实，人们对于“召回”的质疑不仅只针对昌铃一家。有资料显示，2006年2～5月份，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有15家企业发布汽车召回公告。其中，在临近“3.15”的20天内，国内宣布召回的企业已经达到7家，召回汽车数量达到30667辆。结合如今汽车行业中的激烈竞争，如此集中的召回行为难免让人产生联想。
此外，我们还经常在各大媒体上清晰地看到“××召会1875辆××，自主品牌首次全球性召回”、“快停用××感冒药，厂家紧急召回”等大张旗鼓的“召回”信息。在这背后，企业除了召回产品本身的意义外，广告意图值得玩味。
召回是把双刃剑
虽然我国很多行业已经出台了与召回相关的规章制度，但从横向来看，完善的产品召回法律尚未建成。截至目前，大多数产品召回行为基本是企业自主实施，而非国家强制执行。
过多的召回行为不仅无益于企业信誉的建立，反而使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大打折扣。以日系品牌为例，自2005年以来，丰田、本田、索尼、佳能等相继公布要求召回问题产品，从而使得整个日系产品在中国集体陷入信任危机。
更需注意的是，少数企业竟然把召回制度当成解决产品质量问题的“出口”。曾经，政府有关部门或者消费者举报××产品存在质量问题的时候，该企业在无法向政府和消费者交代的情况下，索性堂而皇之地宣布“产品召回”。所以，在产品召回制度的“庇护”下，一些劣质产品的企业居然敢直视问题产品，甚至希望问题越大越好，越能说明召回有理。
相比之下，另外一些企业面对召回的态度值得思考。在海尔集团，张瑞敏曾经因为冰箱质量不过关，就冲冠一怒把冰箱砸碎在自己“家”里，不让其流入市场；在九牧王集团，林聪颖发现生产出来的西裤是次品，不是想办法把产品处理掉，而是当着全体员工的面，火烧了一批价值几百万的次品裤。
在这些企业眼中，实施产品召回只是针对质量问题的事后弥补，如果期望建立更加稳固的企业美誉度，重要的是把产品质量尽量控制在自家范围内，避免达到消费者的手中。所以，有企业家就呼吁，一定要严把质量关，让召回不要重演。
明星代言的产品比比皆是，他们却很少为产品的质量负责
信明星 还是信自己
郑悦
相信明星靠谱儿吗？光彩夺目的明星在引导消费者之外，也存在为了钱做假广告的问题。消费者，到底怎么办才靠谱儿？
在商品化社会，明星代言是一个“立竿见影”的促销手段。明星，光彩夺目的形象一出场，“他（她）能用的，我也能用”、“用了就和他（她）一样了”，这种带给消费者强烈的心理暗示，给明星代言带来了巨大的商机。
护发有方的大S，代言洗发水，应该有效果；当了妈妈的蒋勤勤，代言奶粉，应该差不了；歌声甜美的张韶涵，代言冰淇淋，应该很好吃……
明星的知名度和“粉丝”的消费能力是明星能够代言的条件。精明的商家能够根据一个明星的走红程度以及他（她）的普遍受众群体，测算出他们大致所能够给自己的商品带来的销售利润，并以此为标准支付给该代言人多少的广告报酬。
而广告片约的多少以及他们当年所创造的广告利润则更是成为来年他们的广告代言身价的一个重要的参考标准。
在产品丰盈的商业社会，明星代言为商品走向消费者，提供了直接又有效的扩张力。可是，消费者仅仅凭借这些形象而购买商品靠谱儿吗？
光环下的阴影
电视技术的成熟运用，让很多画面越来越完美，也令明星的光彩如同光环一般。太阳下有阴影，这光环下也不乏阴影。面对镜头，刘嘉玲一头长发，齐额刘海，“美丽回来，干枯拜拜……某某防干枯洗护系列”，而且每次一播就是三遍。
洗发水好不好，一定要试了才知道，而且有资格证明的就是女人的一头长发、有说话权的也是长发女子。只有长发洗得方便、洗得柔顺、洗得“营养”，短头发也就无话可说。所以大部分做洗发水广告的女星必须有长发。
而刘嘉玲这一头顺滑又闪亮的长发，让消费者对于自己的头发也有了同样的期待。“买一个试试”成为这个广告的切实响应。如果知道这一头长发是假发，消费者还会有同样的购买冲动吗？
人们在看洗发水广告的潜意识里，明星洗头发应该是在洗自己的头发，而刘嘉玲的这个广告却是戴着假发拍的。这让人想用今年的流行语来形容：“很假很做作”。
在观者的逻辑里，如果头发可以用假发替代的话，那么食品广告是否可以用其它的食品暂时替代，连说“好吃”呢？住房广告是否可以用其它建筑替代，连说“舒适”呢？再极端一点，迎亲路上用弟弟去迎娶新娘，入洞房的却是哥哥？
这样的广告从法律上来看，还不算“虚假”。 孙某律师解答：“我国法律对虚假广告的认定，主要根据该广告所宣传的商品和服务是否真实，而不能从演员在广告中的表演方式来看。目前，还不能说明该广告所宣传的内容与商品不符，因此不能说该广告是虚假广告。”
但是，作为一位讲究形象和影响力的明星，这样的行为实在是让人啼笑皆非。戴假发拍洗发水，似乎是金钱遮住了明星的眼。
唐国强曾为“送子观音”摇旗呐喊、郭德纲为“藏秘排油”减肥茶连抛“包袱”，傅艺伟鼓吹“无烟锅里的秘密”，葛优代言亿霖木业涉嫌传销被追缴代言费……
这一系列令明星“跌份儿”的代言事件，让人们看到这个商业机制背后赤裸裸的利益关系。
到底该信谁
众多明星代言，到底应该相信谁？央视《东方时空》的一项调查显示，有95.5%的被调查者不相信明星真的用过其代言的药品或保健品，认为他们的广告是演戏。
商家看重的是市场收益，即便其药品或保健品根本没有任何功效，即便靠几个江湖医生拼凑起来的“医院”不具备行医资格，他们也相信“谎言重复一千遍即成真理”，更何况是借明星的嘴来吹。
而他们不惜巨资，动辄数百万元请明星“代言”，目的就是要消费者从相信明星到相信商品，最后痛痛快快地掏口袋。而明星图的是巨额代言费，他们对所“代言”的药品、保健品、医疗机构知之甚少，甚至根本就不了解。他们认的只是“代言费”的多少。
商家和明星结成利益联盟，目标只有一个：消费者口袋里的钱。几年前，北京市消协曾发出“致社会名人、明星一封公开信”，意在道德层面对明星进行规劝，但效果甚微。
而在大洋彼岸，商业化进程已有多年的美国和加拿大都对明星代言有着明确规定。比如，美国的形象代言人广告必须“证言广告”和“明示担保”，意思就是明星们必须是其所代言产品的直接受益者和使用者，否则就会被重罚。美国摇滚巨星杰克逊曾为百事可乐做广告，但有人发现他根本不喝汽水后，一时间他被公众列为知名度高却被普遍讨厌的人物。一个好莱坞演员也曾因做虚假广告而被罚款50万美元。
通常来说，美容产品、保健品及药物类广告常常因为其宣称的效果与实际使用效果存在较大的差异而较易引起消费者不满，因此美国的演艺明星大多对此类广告敬而远之，避免惹上不必要的法律纠纷。
《加拿大广告标准准则》第7条则对代言、推荐或证明某产品或服务广告作了明确规定，代言、推荐或证明者必须是该产品或服务的实际使用者，广告相关信息须有充分事实依据，绝不许欺骗或误导消费者，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民事或刑事处罚。
相关规则的缺失，为某些明星们“爱财”却“取之不道”创造了条件。而消费者似乎也总是“沉默的羔羊”。社学学家解释这叫显著人物在群体中的示范和带领效应。在广告学中，也有名人示范具有增倍随从效果这一说。
实际上， 广告学专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俞振伟教授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近来对名人、明星违规广告的揭露和争论是件好事，这充分说明了广告受众、消费者权利意识的觉醒。
一直是短发的刘嘉玲出现在洗发水广告中却变成了长发
郭德纲代言的藏秘排油涉嫌造假，被工商人员查处
价格高达988元的礼盒月饼明确定位于高档礼品消费者人群
当包装成为一种文化
丁常彦
从不会包装到过度包装，包装这一推广产品的方式在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包装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细胞。
1995年春晚，赵丽蓉和巩汉林表演了一出《如此包装》，小品中赵丽蓉用说唱的方式演绎起评戏，服装换成了时尚型的，就连名字也变成了洋味十足的“麻辣鸡丝”。
如此“包装”难免让人倒胃口，但包装并不一定都表示讽刺或调侃，所谓酒香也怕巷子深，好的东西也要有好的包装才能更加为人所接受。包装很多时候起着保护商品、储藏商品、传达商品和商家的相关信息、美化商品、促进销售等作用。
从对商品的包装到对人的包装，包装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随之而来的包装过度问题也给人们带来了困扰。
茅台酒的经历
1915年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由于身穿长袍、梳着长辫的中国人被视为“东亚病夫”，用土陶罐盛装的茅台酒也无人问津。展会即将结束，一位中国代表心生一计，佯装失手摔坏了一瓶茅台酒，展会现场顿时酒香四溢，评委们也因此被吸引过来，经反复品尝后评委们一致认定“茅台酒”是世界上最好的白酒，茅台酒因此获得了金奖。
这是流传甚广的“怒掷酒瓶振国威”的故事，在国运不济、饱受欺凌的旧中国，茅台酒大长中国人的志气。如果说在万国博览会上，茅台酒遭受冷落是因为外表包装不够吸引人，那这一故事的流传不失为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包装。
茅台酒的故事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关于包装的千古佳话，与之相比，买椟还珠的故事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产品包装有时会胜过产品本身。
春秋时代，楚国有一个商人专门卖珠宝，一次他到齐国去兜售珠宝，为了生意好、珠宝畅销起见，他特地用名贵的木料造了许多小盒子，把盒子雕刻得精致美观，使盒子散发出一种香味，然后把珠宝装在盒子里面。有一个郑国人，看见装宝珠的盒子既精致又美观，问明价钱后就买了一个，打开盒子，却把里面的宝物拿出来，退还给珠宝商。
优秀的包装已经不仅是艺术创造，更是拉动市场营销的重要引擎，在企业一切营销活动以消费者为核心的时代，包装就成了抓住消费者心理的“第一印象”，而第一印象往往也是消费者是否选择的重要依据，因此也就怪不得商家在产品外包装上费尽心机了。
从商品包装到造星运动
作为一个名人，丁俊晖被上海交通大学录取一事曾被热炒了一阵，其实，丁俊晖选择读书，是用大学来包装自己，而上海交大则是用丁俊晖包装了自己。包装，早已经突破了商品的领域。
与此相比，明星背后的经纪人则更像是一个专业的包装人士。
以影视包装为例，谁来出演可以作为包装，谁来唱主题歌可以作为包装，编剧可以作为包装……过于传统和含蓄已经很难脱颖而出。如果章子怡没有在《我的父亲母亲》中的表演，没有张艺谋导演的慧眼，恐怕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这里，张艺谋就成了章子怡的最佳包装。因此，“谋女郎”也成了对张艺谋作品中女主角的最佳称呼和包装。与之类似的还有“安女郎”、“星女郎”、“邦德女郎”……
娱乐圈就像一个巨大的包装车间，这里有让人眼花缭乱的外表包装，也有看不到的绯闻包装、气质包装等。正所谓造星，要制造，包装总是免不了的。
于影星而言，炒作通常会形成两种结果：或者臭名昭著，或者声名鹊起。在娱乐圈，不怕有绯闻，最怕的是连绯闻都没有，被遗忘的明星已经不能称之为明星了。因此，那些令人讨厌的狗仔队通常是明星们赖以包装的工具。
如果明星们能借力发力，狗仔队对于明星包装可谓人财两旺，广告宣传同样也是明星包装的重要手段。虽然有人批评一些明星高调参与某公益活动涉嫌炒作，可是这种正面的炒作和包装并非不可取，至少要比炒作花边新闻要好。从某种程度上说，明星也是为符合人们的精神需求而包装出来的产品。
与明星为成名的包装相比，普通人同样需要包装，正所谓人靠衣装。穿名牌、戴名牌已经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
包装之累
每年中秋节，月饼作为馈赠亲友的礼物不可或缺，可是人们发现，作为一种食品，月饼开始变得吃不起了。而真正给人们带来经济负担的并不是月饼本身，更多的是来自月饼精美的外包装。
天价月饼一个比一个贵，有用玉雕出来的月饼盒，也有用黄金装饰的月饼盒，还有用昂贵的木材制作的盒子，很多精美的包装在完成自己的使命后都成为人们的生活垃圾，造成了很大的资源浪费，而这些昂贵的盒子中包裹的月饼与散装的月饼并无本质区别。
昂贵的外包装让“买椟还珠”成为了现实，为了抑制天价月饼的泛滥，2006年6月1日，由国家质监总局和国家标准委联合发布的《月饼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作为第一部限制过度包装的国家标准，它将奢华包装这一社会问题首度抛到了公共舆论中。
不仅食品包装需要瘦身，大学生找工作时对自己的包装也值得反思。买名牌西服、衬衣等行头，花大量的钱包装自己的简历等已经成为大学生找工作时的必备品，而这一套置办下来，往往需要花费上千元，工作还没有找到，就已经成了“大负翁”，这些包装却并不见得能给他们找工作带来多么大的作用。
包装也是一种文化
如果说找明星代言是吃准了粉丝的盲目追捧心理，那么脑白金、恒源祥等恶俗广告的层出不穷，则是为了给商品穿上奢华的外衣，现在的广告甚至不是给商品美容，而是变成给商品整容了。
以“炒”名人和名牌为“时尚”。追求名牌并不主要追求其使用价值，大款们在购买名牌时一掷百万金，只是为了体验和感受一把踌躇志满、出人头地，乃至“当今世界舍我其谁”的心理幻象。这种名牌包装术，使人消费名牌时误以为自己具有了文化名牌的品质。
不重内容只重形式已经让包装的浮夸风蔓延开来，以泡吧为例，在时尚的包装下，泡吧已经成为年轻白领们追求小资生活的时尚，一些年轻人会假文酸醋地说，白天活在现实的规则中，在职场的倾轧中，缺少个人空间，晚上到酒吧去充分地放松。于是，一杯动辄几十块钱一杯的酒和一晚上的时间就这样被浪费在用时尚包装下的酒吧里。
此外，“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节庆文化，有些政府官员不顾地方财政状况，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的政绩文化等，这些包装的文化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使包装变得异乎寻常地诡异。
你能看出这是一盒月饼吗？
南京首家LV店甫一开业，售价万元的包包就遭到顾客疯抢
“炒”焦的消费观
徐立洋
人们在对包装过的各种名牌、名人目不暇接时，逐渐丧失了判断力。为了包装，商家不惜牺牲诚信，同样为了包装，消费者心甘情愿挨宰。
一对打工族新婚夫妇在倾尽所有举办了婚礼之后，还是一狠心一咬牙一跺脚，花去近万元拍摄了一套昂贵的外景婚纱照套系。抚摸着美仑美奂的相册，看着新娘在巨幅照片里宛若梦境仙女般的微笑，新郎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值了！”
这“仙女的微笑”终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且这近万元的开销中被商家攫取了大笔利润，单就是给新房锦上添花，或是跟同事吹牛，这万把块钱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非花不可的。
热炒之下的欲望
喜爱LV等奢侈品的小罗并不是真的喜欢它们的设计和用料，而是希望透过这些名牌商品树立一个符号、一种个人形象，告诉别人自己的个性。在这样的社会里，个性等于自己消费的商品与众不同。换句话说，脱离了大众消费的商品，我的个性便失去意义。所以，没有“消费社会”，就没有白领们的“个性”。
普通百姓期冀通过“配好鞍”来提升自己的身价，而“除了钱什么都没有”的大款们则妄图用文化给自己涂脂抹粉，附庸风雅，仿佛在名牌的包裹之下，就没有人能注意到他那苍白的灵魂和空虚的大脑，或者，即使有人注意到了也不以为意。
报刊、电视网站等媒体进一步促进了这种名牌包装术，使人消费名牌时误以为自己具有了文化名牌的品质。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跟风、攀比，再加上奢侈文化的迎合，市场一派欣欣向荣。
法国著名思想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认为，后现代时期的商品价值已不再取决于商品本身是否能满足人的需要或具有交换价值，而是取决于交换体系中作为文化功能的符码。任何商品化消费，都成为消费者社会心理实现和标示其社会地位、文化品味、区别生活水准高下的文化符号。
在这种文化思潮的带领下，人们日益关注自己的钱包和外表，从前的虔敬之心和美好情怀逐渐被狂妄和低俗取代。流行文化反过来鼓吹漫无边际的消费观和享乐观，否定精神信念而刺激享乐的感官。“绝不能落伍”已然成为在这种文化下成长起来的80后、90后的心理写照。
世界越繁华，内心越芜杂。被包装得五光十色的商品刺激着人们的欲望像唾液一样不断分泌，这种欲望再对广告加以新的诠释，意识与经济构成的循环圈将人牢牢捆绑在它们的运行逻辑中。
夹生的价值观
不仅是婚纱照，还有钻石、服饰、汽车等奢侈消费品被商家牢牢掌握着流通出口，你要想戴钻戒，就必须上我这儿来买，你总不能自个儿上南非采钻石矿去吧。
还有充斥着各种明星炒作和虚假广告的媒体大行其道，对于70年代以后出生的主流消费人群，他们公然充当起了价值的命名者，甚至消费者的人生指南，不断地唆使人们去购买、刷卡、消费，并借此塞给人们虚假的幸福感和存在感。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有些人的浮华和炫耀的心理正在膨胀，信义和诚实的传统却逐渐萎缩。在对西方市场经济伦理的移植过程中，源远流长的礼俗、规范渐渐遗失在中国本土的大地上，不中不西、不土不洋，各种错位、扭曲和变异足够书写一本《三十年之怪现象》了。
广告实际在创造一种消费文化，它把一辆汽车跟一群英俊的成功人士放在一起，或者把一部手机跟一对恋人的爱情结合起来进行视觉叙事，才能诱惑顾客情不自禁的掏钱购买。所以，消费商品实际上是在消费某种文化。我们购买何种汽车、手机，实际上是在受广告、时尚杂志、某一部流行电影或者某首流行歌曲MTV中的使用汽车的生活方式场景和影像的影响。
媒体成了商家的合谋共犯，他们合力打造着各种消费陷阱。报刊、电视、网站上，手机、汽车、楼盘的广告占据了主要版面，各种高级时装、化妆品、奢侈品的发布报道狂轰滥炸而来，一切都在强调两个词—“享受”和“现世”。
在这种消费热潮中，道德内修和价值重建愈发淡漠，热炒名人和名牌，追求一时的出名或发财成为文化景观中“短期效应”的全部目的。
的确，消费被越炒越熟，我们们越来越会花钱了，但消费观掩盖之下的价值体系却依然是夹生的。
鲍德里亚与《消费社会》
法国著名思想家让·鲍德里亚（1929～2007）
一年之前的2007年3月6日，自称“知识的恐怖主义者”的鲍德里亚离别人世。1988年9月21日的英国《卫报》曾以“鲍德里亚是谁？”为标题，用整版篇幅对鲍德里亚加以报道，称其为“社会学教授，大灾变的预言家，大恐慌的狂热抒情诗人，没有中心的后现代荒原的痴迷描述者，纽约文人圈最热门的人物”。
在90年代的海湾战争之后，鲍德里亚抛出过一句惊世骇俗的话：这是一场媒体事件而不是战争。当大众夜以继日的观看美军与伊拉克抵抗力量交火的时候，他对这场战争的观赏实际上与对美国越战大片的观感并无两样。
因为他们所看到的电视影像，只是由持某一政治倾向的摄影师捕捉、剪接和变形的结果，大众看到已远非是真实的伊拉克，而是被具有实时转播功能的媒体所“虚拟化”的纪实叙事作品。更何况，对摄影师和交战双方而言，他们置身于真实的战争现场之中，而对于歪在沙发里、吃着零食、瞥眼看电视的大众而言，这场战争倒似乎更像一场影像游戏。
导演沃卓斯基兄弟是鲍德里亚的书迷。在《黑客帝国Ⅰ》中，一个黑客带着他的小白兔纹身女友来尼奥家做交易，尼奥从一本掏空的书中拿出一张非法软件——注意，那本掏空的书就是鲍德里亚的名著《拟像与仿真》(Simulacra and Simulation)。导演兄弟用这样的暗示来向鲍德里亚致敬，正如冯小刚在他的影片中向摩托罗拉和宝马献媚。
在媒介和日常生活中，这样的情形俯拾皆是。在《消费社会》一书中，鲍德里亚指出，电影、广告、肥皂剧、时尚杂志和形形色色的生活指南不仅不需要模仿现实，而且可以生产出现实：它们塑造着我们的审美趣味、饮食与衣着习惯乃至整个生活方式。在著名的美国游记中，他说，迪斯尼乐园比现实中的美国社会更加真实，并且，美国社会正在变得越来越像迪斯尼乐园。
2007年3月，英国《卫报》报道他去世的消息，开篇即讽刺“鲍德里亚的死亡不曾发生”。鲍德里亚一生攻击媒体，这句刻薄的话大概是媒体给他的最后礼物。
(责任编辑：花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