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迪网讯】在能源日趋紧张的今天，节能减排已经成为全世界高度关注的问题。2008年“两会”期间，一系列与环保相关的议题不断成为热点，环保税、环保部、绿色证券，不断冲击着人们的眼球。
在温家宝总理的第二个任期中，“希望能够成为一位环保总理”，已被国际社会与1988年作为总统候选人的乔治·布什相提并论，那一年，布什说希望自己成为“环保总统”。
2008年3月11日下午，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公布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根据该方案，把国家环保总局升格为环境保护部。
30年前，中国成立了国务院环保领导小组办公室；1982年机构改革，原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撤销，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内设环境保护局；1984年，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下属的环境保护局改名为国家环境保护局；1987年,国家环保局独立出来,直属国务院,是个副部级单位；1998年，改称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升为正部级。
全世界都在翘首期盼这次的“环保入阁”，这一“历史性转变”或许早已启动，但“局升部”还是被看作环保工作进入国家政治经济主干线的标志。
早在2008年2月4日，温家宝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部分在华专家时，美国环保协会首席经济学家杜丹德博士，结合当时中国部分地区所遭受的冰冻雨雪灾害，重申了他2006年向温家宝总理提出的“将国家环保总局升格为环境保护部”的建议。同时又提出将扶贫与气候变化挂钩，把生态补偿政策应对气候变化的内容涵盖进去。
其实从两会前，国家环保总局集中推出“绿色信贷”、“绿色保险”和“绿色证券”这一系列绿色经济政策中，已可窥测“大环保”的推进节奏。
2007年，国务院成立了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领导小组，温家宝总理担任组长，曾培炎副总理担任副组长；国务院随即发布了《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批转了污染减排统计、监测、考核办法等一系列重要文件。
2006年到2007年，全国环保投入共5560亿元，约占同期GDP的1.24%。财政预算首次设立“211环境保护”科目，也令环保经费渠道日趋完善。2007年，中央预算内建设资金安排146亿元支持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中央财政资金拿出235亿元支持节能减排和环保重点工程。
政府不断加大环保方面的措施力度，企业也声称要加强社会责任做绿色企业，是不是意味着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问题的解决指日可待？答案似乎远远不止这么简单。
“后塑料袋”时代
徐立洋
免费塑料袋的时代即将终结，我们在努力适应这个转变的同时，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问一句，在“后塑料袋”时代我们该用什么？
“给我来半斤后腿肉，要瘦点儿的。”在明光村农贸市场的猪肉摊上，一位中年顾客向摊主孙女士招呼着。孙女士比划着切下了一条肉，称了重之后，“哗”地扯下一只塑料袋，打包：“半斤，6块5，您拿好！”
“本来就是为顾客买菜提供方便的，”孙女士疑惑地说，“顾客买肉时多出一毛两毛的零头都免掉了，塑料袋怎么收费？”
一家水果摊位的摊主算了笔账，生意好的时候，每天用出去的塑料袋差不多有100个，每个按3分钱算，成本不到10元钱。“塑料袋收费是节约，可这几分的塑料袋钱我怎么收啊，这不是要把客人赶跑吗？”
头疼的不只是小商贩们。“像我们这样没什么竞争力的小厂，还能撑多久？”自从明文规定6月1日起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不再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以后，众多的中小塑料制品厂都陷入了这样的焦虑。
难于推行的“有偿使用”
一般来说，一只塑料袋的生命旅程是这样的：从菜市场或超市被顾客拎回家——蜷缩成一团和其他兄弟姐妹挤在一起等待二次被利用——套在垃圾桶上变成了垃圾袋——和一堆垃圾袋一起进了小区垃圾箱——被收集到附近垃圾站——进入废弃物处理场，或被填埋，或被焚烧。
然而，塑料袋的回收并不像饮料瓶一样简单和有价值，一公斤几毛钱的回收价基本无利可图，所以一般的垃圾回收者都不“待见”塑料袋。事实上，塑料袋的处理成本并不低。无论填埋还是焚烧，都要经过清理、运输、处理等一系列环节，最少要花费0.001元。
我们来算一笔账，全国每天光买菜用掉的塑料袋就有10亿个，其他各种塑料袋的用量在20亿个以上，如此算来，塑料袋的处理费每天都在3000万元以上。
根据某大型超市工作人员的估算，一般情况下，塑料袋成本仅占整个超市销售额的千分之几，为了节省这么微小的开支而推行“有偿使用”，等于冒着把顾客推向其他超市的风险，所以，大多数超市宁可加大成本也不愿意实行塑料袋有偿使用制度。这位工作人员无奈地说，除非政府出台规定，强制所有超市同时收费，不然实行的难度很大。
大型仓储超市麦德龙可能是最早在国内推行有偿使用塑料袋制度的一家超市了，从开始营业起，全国的麦德龙一直向顾客提供这几种选择：0.3元和0.5元的中、大号普通塑料袋，和6元一只的无纺布购物袋。可是根据超市自己的调查，每10～20个结账的顾客中才会有一个人购买塑料袋。
没什么比习惯更强大
现在，全国范围内的大型超市都开始行动了，有的凭购物小票免费发放环保购物袋，有的则在出售2元一只的无纺布购物袋。一位收银员据实说，环保袋都发出去近万只了，但结账时几乎没人使用之前领取的购物袋，依然还在使用超市提供的塑料袋。
一位50多岁的中年女顾客说出了实情：原来，听说6月1日要“限塑”之后，她已经开始囤积塑料袋了，就是怕以后买东西还得花钱买袋子。当然，没有养成出门携带购物袋的习惯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刚结婚的黄小姐首先想到的是：“没有塑料袋，用什么来装垃圾？”物价上涨得这么凶，她不得不变得精打细算起来，在她看来，购物之后的塑料袋变成垃圾袋是顺理成章的废物利用，她实在不情愿再多掏一份垃圾袋钱。大多数男同胞的第一反应则是：“难道让我们一大早就拎着菜篮子出门上班吗？”
北京市市政管委垃圾对策专家王维平表示，取消免费塑料袋的举措主要是为了引导居民养成环保的生活习惯。“购物塑料袋收费后，居民家中很可能出现垃圾袋不足的情况，从好的方面说，这也有利于塑料袋使用效率的提高。”他说，市民可以直接购买垃圾袋作替代品。
随着塑料袋的限制，我们习惯的袋装垃圾可能在6月1日也要转变成散装垃圾的收集方式，王维平认为，这种变化并不会对环境和垃圾清运造成多大影响，因为北京市内已经实行垃圾封闭运输。但有的市民不这么认为，“万一有的人不愿意花钱再买垃圾袋，直接把散装垃圾乱扔，那不也是污染环境？”
“没有什么比习惯的力量更强大”，古罗马著名诗人奥维德说。的确，免费塑料袋已成为市民生活中的必需品，没有了塑料袋，许多人都会有无所适从的感觉。
用什么代替塑料袋？
1902年，奥地利科学家马克斯·舒施尼发明了第一只塑料袋，在当时掀起了一场科技界的“白色革命”，可他做梦也没想到，这项轰动一时的发明100多年后竟给人类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环境灾难。
曾几何时，我们还习惯于把报纸卷起来装瓜子，用马粪纸垫着刚出锅的烤白薯，挽着菜篮子去买菜，而这些场景，早已在我们的生活中绝迹。
上世纪80年代初，广东一些城市最先开始向顾客附送塑料袋，其后随着超市在中国的兴起，这股白色风暴迅速刮遍了整个中国。当时的媒体还将此举作为一项便民举措热情洋溢地讴歌了一把，认为它“开启了中国消费史上的新篇章”。
对于熟悉而又陌生的布袋子、菜篮子，之所以被塑料袋所替代，自然有其道理，布袋子携带虽然算是方便，但却漏水，很多东西装不了；菜篮子不光漏水，携带更是不方便；而耐用型购物袋的污染效果跟塑料购物袋没啥分别；目前也没有人告诉我们究竟什么样的包装袋是环保的、绿色的……
一个只有6人的小塑料袋厂老板已经打算转行，改做缝制布袋的生意了，“今后限用塑料袋了，布袋应该会好卖些”。按理说，对于生产可降解塑料袋的企业，这是个利好消息，政策出台后第二天，杭州惟一一家生产可降解塑料袋的企业——杭州茂达环境生化有限公司就接到了好几家企业的订单，以后改用环保的可降解塑料袋。
但茂达公司的总经理郭文慧却高兴不起来。市场上已经出现了很多仿冒的伪劣环保塑料袋产品。郭文慧说，本来环保袋价格就要比一般的袋子高些，现在又有假冒产品，那正规企业将面临更大压力。“而且，卖塑料袋主要靠量，量上不去，企业就只能亏本了。”
在眼下这个物物皆包装，处处皆塑料的塑料袋时代，我们已经习惯了塑料袋带给我们的方便。即使我们多数人面对“白色污染”怨天尤人或唉声叹气之时，也因为塑料购物袋的免费使用而心安理得的受之用之。
当这种免费习惯被迫戛然而止时，果然招致纷争一片，尚没有人告诉我们到时候该如何做，所见到的都是“提倡”、“要求”、“禁止”之类的字眼。那么，在6月1日之后的“后塑料袋”时代，我们在不想花钱的前提下到底该用什么样的购物袋？
绿色博弈
雷赫
通过环保税、买卖碳排量等“软性”的经济调控手段，环保行动将变得更具实效，绿色普及也将可以实现“软着陆”。
“研究开征环境保护税。为加强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借鉴国外通常做法，逐步建立切合我国实际的环境保护体系。”3月10日的“两会”期间，国家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谈到完善未来税收制度的十大重点时，环境保护税名列其中。
事实上，我国在抑制环境污染、普及更多绿色的过程中，除了一些效果甚微的硬性法律法规外，主要起实际效果的还是经济调控手段。目前，经济调空手段只是收取排污费，但这样远远没能达到既定的目的。
一方面，排污费属于行政收费范畴，没有具备法律的强制性；另一方面，排污费的征收范围相对较窄，对销售、消费环节考虑得较少。因此，征收排污费对于环保的实际作用相对有限。
同样在最近的“两会”中，全国政协委员郑健麟对我国开征环境保护税作出了更为具体的建议：征收范围应当涵盖生产、流通、消费全部环节；近期可能线开征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物等三大系列环境保护税税种，以后根据需要，再逐步扩大其他的税种。
可以预想，如果这些建议得到实施，举国关注的环保问题将会因为更加“软性”的经济调控手段，变得更具收效，绿色普及也将可以实现“软”着陆。
“环保税”国外早已开征
此次“两会”能把环保税提上日程，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及时的“觉醒”。
因为，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为解决环境保护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环保税早在20世界70年代就开始征收了。进入80年代后，环保税逐步受到各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并经历了一个从零散的、个别的环保税种开征，到逐渐形成环保税税收体系的过程。
环保税主要是对污染物或污染行为征税。目前，国外具体开征的环保税种名目繁多，根据污染物的不同大体可分为五大类：对废气排放征收的污染税，对废水排放征收的污染税，对垃圾排放征收的污染税，对噪音征收的污染税，对农业污染物的征税。
在欧美已经实行上述环保税的国家，基本已经形成一个共识：在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今天，环境税收的作用日益突出，在减少污染、保护环境方面已经体现出良好的调整效果。“绿化税制”正成为不少国家税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拿国内已经习惯性使用的一次性餐具来说。在德国，一次性餐具的销售会征收一定的特别税，其意义就相当于垃圾排放课征的污染税。类似性质的环保税在其他国家同样存在。
在挪威，1974年就已经开征饮料容器税，规定对不能回收的饮料容器征收30%的从价格。在美国、法国、挪威、澳大利亚等国家，汽车轮胎的生产或销售环节也将征收旧轮胎税。这种征税方式便于源头管控，若能将筹集的税款专用于相关垃圾的处理，则效果更好。
更有意思的环保税来自英国。据悉，从2008年开始，英国的“购房出租族”将面临一项名为“绿色税”的新规定。其要求“购房出租族”在出租房屋前必须聘请一个合格的能源检察员，为即将出租房屋的能源消耗进行级别鉴定，而房主则必须为定级后的出租房取得出租许可证交纳环保税，而且，这个许可证的有效期限为三年。也就是说，三年以后，房主还得继续交上一笔“环保税”。
应该说，如此形式的环保治理，一切污染问题都将无处可逃。但毕竟，征收环境保护税只是治理问题的手段之一，由于环境保护问题事关全体社会和整个地球，维护地球还需要更大范围、更加巧妙的环保治理手段并行实施。
买卖碳排量
《京都议定书》的产生、实施和运用的一系列过程就是更大范围、更加巧妙的环保治理手段。
时间回到1997年12月，为了应对全球气候日益变暖的现实，全球各国在日本京都召开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会上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
一场全世界联合的环保行动就此展开。根据《京都议定书》的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具体说，各发达国家从2008年到2012年必须完成的削减目标是：与1990年相比，欧盟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削减6%、加拿大削减6%、东欧各国削减5%至8%。对于一些本身排放量较少的国家，《京都议定书》也采取了灵活的方式，比如允许爱尔兰、澳大利亚和挪威的排放量比1990年分别增加10%、8%和1%。
中国作为国家环保行动中的重要成员，已于1998年5月签署并于2002年8月批准了该议定书。欧盟及其成员国于2002年5月31日正式批准，俄罗斯总统普京也于2004年11月5日在议定书上签字。截止2005年2月16日的正式生效期，《京都议定书》在全球已有142个国家和地区签署，其中包括30个工业化国家，批准国家的人口数量占全世界总人口的80%。
难能可贵的是，这项联合全世界的减排措施制定了一个灵活巧妙的执行方式：两个发达国家之间可以进行排放额买卖的“排放权交易”，即难以完成削减任务的国家，可以花钱从超额完成任务的国家买进超出的额度，这就是所谓的“买卖碳排量”。
平衡利益冲突
实际上，任何环保措施的施行都会面临一股发展经济的冲动。在全球减排行动中，把国家利益置于国际利益之上、把经济利益置于环境利益之上、把眼前利益置于长远利益之上的冲突持续存在。
美国在《京都议定书》立场上的“一进一出”就是典型。美国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3%～4%，而排放的二氧化碳却占全球排放量的25%以上，是全球名副其实的排放“最大户”。在1998年，美国曾经签署了《京都议定书》，宣布加入到全球减排的行动行列。但到了2001年3月，美国布什政府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借口，宣布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澳大利亚。由于国民经济主要依赖煤炭等能源的出口，澳大利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属于“大户”类型。如果加入并批准《京都议定书》，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势必受到强烈影响。于是，在霍华德当政时期，澳大利亚明确拒绝执行《京都议定书》，与美国“结伴而行”。
但在2007年12月3日，澳大利亚新任总理陆克文宣布批准并执行《京都议定书》，承诺把2008年至2012年二氧化碳平均排放量的增长率控制在8%以内。至此，美国在《京都议定书》的立场上，成了“孤家寡人”一个，遭到众多国家的批评和指责。
总而言之，世界各国在保护环境、节能减排的行动中，类似环保税、买卖碳排量这些经济手段正被越来越多的使用，与以往只注重命令型和控制型的硬性规定相比，经济手段之于环保效果更具实效。
回到国内，目前各地区都在为如何提高污染减排效率，切实完成减排指标而苦恼。长三角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课题负责人虞锡君教授就提出，可以尝试借鉴《京都议定书》的灵活执行机制，在国内建立起“易地减排”的合作机制。
根据经济发达省份和欠发达省份、工业规模大和工业规模小等各种指标的区别，实行类似“买卖碳排放”的合作机制，不仅可以调动各级政府和企业主动参与污染减排的积极性，也可以有效破解当前令人头疼的污染减排难题。
英国生态村中的“零碳排放”生态住宅
中国是一次性用品消费大国
绿色是不是一场秀
郑悦
绿色企业、绿色战略，当绿色成为年度流行词的时候，人们更为关注这究竟是不是企业的做秀。
一个2008年的数码“潮人”，搞个iphone来玩玩自然不在话下。在今天这个数码产品更新换代神速的时代，手机早已超越了基本的功能需求，炫和酷才是王道。
的确，换个新手机早已不是多大的事儿。根据市场研究公司IC Insights的调查显示，移动电话的更新换代周期平均而言，从2001年的4.5年缩短至2.5年，随之移动电话更新销售的增长幅度将从2004年的63%提高至81%。
2007年，全球移动电话销售量从2003年的5.20亿部增长至6.70亿部，预计到2008年这个数字将达到11亿部。
在这个欣欣向荣的行业数字背后，很少有人想到淘汰下来的旧手机该怎么办。
高科技的阴影
2007年，在iphone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大热全球的时候，一份来自绿色和平的报告让人们看到了高科技带来的阴影。
绿色和平组织表示，经测试发现，苹果iPhone手机包含有毒的溴化混合物（BFR）和有害的PVC（聚氯乙烯）。此外，iPhone电池是焊接在手机上的，因此很难更换回收。这两种物质在苹果手机中含量较高，被欧洲列为二类禁用物质，不允许在玩具或是儿童保健产品中出现。
这似乎并没有阻挡iphone席卷全球的热度，同样的问题也常出现在高科技的电子行业当中。
据有关数据统计，我国正以每年5%～10%的增速产生大量的电子垃圾，这些电子垃圾每年会产生5亿多吨的危险有毒废物，已经成为人类最大的污染源。这个数字似乎有点抽象。
以手机为例，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我国平均每年淘汰7000万部手机。若按平均每个用户每三年更换一次手机的保守频率，每部手机一般都配有两块电池来计算，每年就有2亿块手机电池变为垃圾。
日常生活中的大型耐用消费电子产品，也是电子垃圾的来源。国家统计局统计数字显示，2003年起，中国每年将至少有500万台电视机、400万台冰箱、600万台洗衣机要报废。
“电子垃圾中不仅含有有色金属、黑色金属、玻璃、塑料等可回收再生利用的物质，而且含有铅、汞、镉等重金属和其他一些有毒有害物质。”天津市环保局固废处汪永行处长介绍。电子垃圾处理得好是一种资源，可以大大减少从矿石开采、运输、冶炼、加工成形过程中的资源和能源消耗，减轻环境污染。但是如果随意抛弃、焚烧或采用落后工艺提炼，就会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常常出现在路旁，挂着“家电回收”的手推车和面包车，宣告了另一个事实。由于我国对于电子垃圾回收、处理渠道尚不完善，一些不法分子用高价回收废旧电子产品，他们不仅以极其落后的方式进行处理，没用的部件也被其非法丢弃，对土壤、空气造成了严重污染。
2007年3月1日，《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正式开始实施；2008年2月1日，《电子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管理办法》正式开始实施。国家试图运用这一道道禁行线挡住电子垃圾带来的问题。但电子垃圾问题如同太阳下的阴影，如影随形伴随着产业发展。
秀场还是名利场
为解决这个阴影问题，一些发达国家建立了完善的“生产者—经销商延伸责任”体制，生产商、经销商有义务对使用过的电子产品进行回收处理，承担“延伸责任”和处理成本。
光有承诺还不够，行动更重要。绿色和平作为致力于环保事业的公益组织，一直监督着企业的行为。2007年6月，绿色和平更新了自己的环保企业排行榜。之前3个月位居第一名的联想，因为回收政策不完善在这次排名中退居次席。而诺基亚重回首位的原因是他们已经在所有新发布的手机产品中停止使用PVC，从而成为首先将承诺化为行动的公司之一，并将停止使用BFR的承诺延伸到所有手机的附件产品。
这个排行榜中，14家电子产品企业中的12家都能拿到5分以上的分数，这与2006年8月第一版排行榜发布时，14家企业中有10家的分数都低于5分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这说明国际大企业的环保政策在过去一年中有了较全面的改善。
而分数低于5分的索尼和LG电子，都是因为他们的回收政策中“个体企业责任”这一原则采用了双重标准被罚去分数。另外，企业在没有相关法律要求的国家主动提供回收产品服务的质量在提高，范围也在扩展；戴尔、惠普、苹果、摩托罗拉和联想5家企业现在开始向公众公布他们回收处理的产品数量和产品销售量的比率。
“绿色”一词，在2008年更为显眼。温家宝总理在十七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08年不仅是全体中国人的奥运年，也是中国政府和企业界落实“节能减排”战略最关键的一年。
绿色在成为行动力的同时，但也容易成为厂商自我标榜的标签。2007年年底，绿色和平在第六届年度电子业环保报告中毫不客气地给任天堂公司，打了100分制中的0分。
这个“史上最低分”让任天堂觉得非常冤枉。他们在回应信中申辩：“任天堂对于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感到十分震惊。任天堂一直以来都很认真的遵守相关的规则，避免使用危险的材料，并且回收利用材料。比如，任天堂销往全球的所有产品都会严格按照全球的标准来生产。为了保证产品的绿色环保，任天堂已经建立了绿色采购标准，任何部件如果包括有毒有害的化学物质都不会进行购入，并且任天堂对于旗下的产品一直在进行全面监控。任天堂一直保持不断增强对环境的保护，并且把这作为企业在全球发展最优先的考虑。”
也许很少有人在享受任天堂游戏机快乐的时候，会想到这个宝贝可能不环保。但绿色作为一个需要国家法律法规保护、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消费者意识的概念，需要“用事实说话”。
蓝天、白云、绿水、青山，当人们无法超越对物质的执著，不可避免地成为马尔库塞笔下“单向度”的人时候，不要忘记自然带来的美好。
绿色和平作为致力于环保事业的公益组织，一直监督着企业的行为
你在享受炫和酷的同时有没有想过这个东西不环保
你用脚投票了吗？
丁常彦
消费者现在太注重企业和政府行为，而忘记了消费者同时也是决定企业行为的重要因素，也能以可持续消费的意识和行为决定企业的生产决策。
在北京街头，人们经常会在一些公交站点看到一则由姚明拍摄的保护鲨鱼的公益广告，作为“护鲨行动，从我做起”公益活动的代言人，姚明在宣言中郑重地声明：“今后，我本人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都拒绝食用鱼翅。”
像姚明这样以明星的身份行使消费者主权的例子比比皆是，那些反裘皮人士将绘上豹纹的裸体辣妹关进笼子，放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在好莱坞电影《血钻》上映后，朱利娅·罗伯茨等好莱坞明星也发起了一场抵制钻石的运动。
于是，鱼翅和钻石的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因为明星特有的影响力不仅在促进消费上有所帮助，在抵制消费上也有类似的效果。由此所引发的消费者的集体博弈所带来的“市场分化”，会使得商家面临捉襟见肘的局面。
环保市场同样如此，比如在环保家居大行其道的今天，那些不环保的装饰材料、家具等已经很难再打动消费者，消费者用脚投票都会投向那些环保材料。
用脚投票
如果说姚明、朱利娅·罗伯茨等明星对公益活动的代言让相关的企业如坐针毡，那些依靠明星代言推销产品的商家却在心里暗爽。可是，明星代言所带来的不一定是效益。
在“艳照门”事件中，受伤的不仅是香港娱乐圈，牵涉其中的商家和企业同样也遭遇一场突如其来的噩梦。在“艳照门”事发后，网络上迅速出现大量抵制陈冠希等明星所代言产品的言论。
面对丑闻，消费者的“用脚投票”让“艳照门”主角们所代言的产品遭遇重大损失，可以说实实在在行使了一把消费者主权。中国消费者协会的一项社会调查表明，分别有46.4%和21.2%的人“很不信任”和“较不信任”明星代言的商业广告。也有数据显示，中国企业盲目追星每年造成的损失保守估计超过10亿元人民币。
如此巨大的损失，让那些请明星代言的企业始料未及，企业家苦心经营若干年之久才能成就驰名商业品牌，在互联网的帮助下可能会在弹指间灰飞烟灭。消费者赢得诉讼不过锱铢之得，企业却可能尽失天下。即使企业赢得诉讼，得到“迟来的正义”，也很难挽回因此所造成的损失。
与消费者抵制“艳照门”明星所代言的产品类似，对于那些被列入环保黑名单的企业也可能在消费者用脚投票下败下阵来。
2月26日，原国家环保总局通报了2008年第一批“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共涉及6个行业的141种“双高”产品。
针对名录中目前还享有出口退税的农药、涂料、电池及有机砷类39种产品，原国家环保总局向财政部、税务总局提出了取消其出口退税的建议，同时还向商务、海关等部门提出了禁止其加工贸易的建议。
此举可以说是政府层面从环保的角度对产品所列的黑名单，如果广大消费者在选择产品时用脚投票，黑名单中的这些产品所面临的局面可想而知。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消费者往往无法用脚投票。
消费者的无奈
从去年年底到现在，国内楼市一直处于低迷状态，于是一句“你就捂吧，我不买了！”被誉为是众多消费者的心声，可是，这句看似掷地有声的话却略微显得有些无力。
很多消费者虽然也是如此表达他们的心声，可他们基本上都是把这当作是一句气话，房子还在涨，可是房子还是要买，于是，消费者再次掉入商家的陷阱。在楼市面前，消费者显然已经不能再用脚投票了。
有人买房是为了结婚，有人买房是为了孩子，有人买房是为了老人……如此种种，消费者显然不能单单靠脚投票，一边是高涨的房价，一边是强烈的现实需求，这时候，很多消费者发现，原来用脚投票也这么难。
与房子类似，当商品出现供不应求时，消费者一下子就成了弱势群体，更不用说履行消费者主权了。
从2月底到现在，广州、深圳、武汉、海口等地的柴油供应频频告急，不少市民担心，成品油零售价又要涨。在上述城市的加油站，不少加油站挂出“柴油已售完”的牌子，有业内人士称，不经营柴油实属无奈，主要是因为经营零号柴油没有赚，还要亏。
以广东省为例，0号柴油的批发价已由原来的6500元每吨上涨到6600元，折合每升的批发价格就是5.60元，而按照广东省物价局的规定，0号柴油零售价是每升5.28元。这种“批零倒挂”现象导致部分油站不愿经营0号柴油。
即使没有市场所形成的供求关系，当某些行业出现垄断时，随之而来也会出现由垄断方所掌控的供求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是不可能有“用脚投票”的权利的，因为你只有两个选择——接受或者放弃，而不可能有第三种选择。
近日，众多国内景点已经或者正在准备提高门票价格，有的景点门票最高涨幅达到60％。当一些旅游景点涨价后，消费者能够选择只去那些没有涨价的旅游景点，这似乎也是“用脚投票”，可是，旅游景点是一种公共产品，是自然和历史的恩赐，存在“独此一家”的垄断性，无法复制、不可再生。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的脚是不怎么听自己使唤的。
将全世界消费者联合起来同样是一道难题。姚明抵制鱼翅了，或许他的球迷也会因此抵制鱼翅；朱利娅·罗伯茨抵制钻石了，或许她的影迷也会抵制钻石。但这仅仅是一个美好的猜测，很多时候，人们面对 “金钱动力”和“口腹之欲”，用脚投票的作用总是很有限，因为消费者的步调难求一致，他们很难结成同盟。
由于种种原因，消费者往往无法用脚投票
对于大多数消费者来说，房价一直涨，可是房子还是要买的
消费者主权解释
消费者主权是诠释市场上消费者和生产者关系的一个概念，消费者通过其消费行为以表现其本身意愿和偏好的经济体系，称为消费者主权。
换而言之，即消费者根据自己意愿和偏好到市场上选购所需商品和服务，这样消费者意愿和偏好等信息就通过市场传达给了生产者。于是生产者根据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所反馈回来的信息来安排生产，提供消费者所需的商品和服务。
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在商品生产这一最基本经济问题上起决定性作用。这种作用表现为：消费者用货币购买商品是向商品投“货币选票”。“货币选票”的投向和数量，取决于消费者对不同商品的偏好程度，体现了消费者的经济利益和意愿。生产者根据消费者“货币选票”确定生产的数量、雇佣的劳动和所需的生产资料，同时改进技术、降低成本、增加品种等，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获得最大利润。在这一过程中，消费者的消费抉择与行为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
被误读的科学精神
石菲
环保是个老话题，全世界消费者联合起来行使自己的消费者主权，也许能让那些视环保如无物的企业受到点教训。但仔细思考一下，科学的发展导致了技术垄断，继而文化向技术投降，这一切都和被误读的理性精神有关。
如果A、B两点不在一条竖直线上，且A比B高。现在某静止质点从A沿光滑轨道下滑到B。是否存在一条轨道，使质点从A到B用时最短？如果存在，这轨道该是什么形状？
这就是著名的“最速降线问题”。
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在1630年提出了这个分析学的基本问题——“一个质点在重力作用下，从一个给定点到不在它垂直下方的另一点，如果不计摩擦力，问沿着什么曲线滑下所需时间最短。”他认为这曲线是圆，可惜这是一个错误的答案。
约翰·伯努利就是提出最速降线问题的人，1696年约翰·伯努利在一个叫做《教师学报》的杂志上面提出了最速降线问题，到最后，约翰收到了5份答案，最后一份是盖着英国邮戳的，来自牛顿。据说当年牛顿从造币厂回去，看到了这个题目，感觉浑身不爽，熬夜到凌晨4点，就解出了答案。
这问题的正确答案是连接两个点上凹的惟一一段旋轮线，也就是一条适当摆线的一段弧。
有句调侃的话,说人类发明各种各样的机器、工具，是因为人类天性懒惰，老想怎么省事儿怎么来。这当然也是人的聪明之处。不过在发现“最速降线”后，人们心安理得了。大自然也这样，无论是光线还是粒子都会自动寻找最快的捷径。
所以物理学家马赫提出了“思维经济原则”，告诉人们不要编造太多的概念，因为老天爷是最简单明了的了。
《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的作者波斯曼从其独特的视角中，将人类技术的发展史分为三个阶段，即工具使用、技术统治和技术垄断三个阶段，而在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技术垄断文化中，人类正面临着丧失传统同时也失去驾驭技术能力的危险。
例如，像如今在科学主义的观念下，在科学领域之外的专家们（如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家等），会发现如果不用数字（也即计量化的方法），他们就不可能进行工作，甚至连获取或表达正宗的知识都成为不可能。又比如，今天的普通人和中世纪的普通人一样容易轻信上当，中世纪的人相信宗教的权威，凡事都相信，而今天我们则相信科学的权威，也是无论什么事都相信科学。
技术垄断时代的专家对与自然专业领域无关的东西，往往知之甚少，但像官僚主义一样，技术垄断文化的专家不仅号称能够驾驭技术事务，而且号称能够驾驭社会、心理和道德事务。完全依靠机器的医生失去了根据观察做出诊断的能力。开始是，人在某些方面像机器，随后是，人几乎就是机器，而最后的结果是：人就是机器！
尼尔·波斯曼在书中所讥讽的1990年前后屡屡做出“惊人研究发现”的《纽约时报》记者丹尼尔·戈尔曼，在他的报道中，心理学家发现人怕死，而研究还发现，“人对死亡的态度取决于人的道德准则，心胸开阔的人对于价值观念不同的人比较宽容”——这等于是说“心胸开阔的人往往是心胸开阔的人”。丹尼尔?戈尔曼后来还报道，心理学家发现，“不善于社交的儿童往往不太受其他儿童欢迎”。
人怕死，孤僻者难社交，这些都是社会常识，但社会学家将其归功于己，原因就在于他们把社会研究当成了科学，认为可以将主观结论包装为没有偏向、没有价值观的“科学结论”。而这种做法之所以经常成为闹剧或者笑柄，主要是因为许多研究建立了特殊的取样和研究环境，其赖以成立的基础并不是自然环境下的人。
科学精神是人们在长期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共同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总称。它一方面约束科学家的行为，是科学家在科学领域内取得成功的保证；另一方面，又逐渐地渗入大众的意识深层。
早期的科学精神让我们看到了大自然的精巧，大自然的缜密。科学精神是最小打扰原则，尽量避免去干扰大自然。而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商业利益的追逐越来越疯狂，广告的出现更是助长了奢华和浪费。现代社会，科学的商业原则已经变成了最大打击原则，现在的商业逻辑在打着科学的大旗，行商业之实。
以前，人们为了自身的生存改造自然，现在，人们为了自身的享乐在改造自然。人们追逐名利和财富本没有错，但在牺牲地球环境的前提下，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否太大了。
庄子说，“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只要我们人类不以自身的意志强制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顺天运而治之”，不破坏自然生机，不打破自然界的生态关系，自然就会在自身不断地更新中始终保留着人类幸福的源泉。
最速降线模型
最速降线
说到最速降线就不能不提伯努利家族，在科学史上，父子科学家、兄弟科学家并不鲜见，然而，在一个家族跨世纪的几代人中，众多父子兄弟都是科学家的较为罕见，其中，瑞士的伯努利家族最为突出。
在科学史上，父子科学家、兄弟科学家并不鲜见，然而，在一个家族跨世纪的几代人中，众多父子兄弟都是科学家的较为罕见，其中，瑞士的伯努利家族最为突出。
伯努利一家在欧洲享有盛誉，有一个传说，讲的是丹尼尔·伯努利有一次正在做穿过欧洲的旅行，他与一个陌生人聊天，他很谦虚的自我介绍：“我是丹尼尔·伯努利。”那个人当时就怒了，说：“我还是牛顿呢。” 丹尼尔从此之后在很多的场合回忆起这一次经历，把它当作自己曾经听过的最衷心的赞扬。
伯努利家族3代人中产生了8位科学家，出类拔萃的至少有3位；而在他们一代又一代的众多子孙中，至少有一半相继成为杰出人物。伯努利家族的后裔有不少于120位被人们系统地追溯过，他们在数学、科学、技术、工程乃至法律、管理、文学、艺术等方面享有名望，有的甚至声名显赫。最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家族中的两代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数学家，并非有意选择数学为职业，然而却忘情地沉溺于数学之中，有人调侃他们就像酒鬼碰到了烈酒。
老尼古拉·伯努利生于巴塞尔，曾在当地政府和司法部门任高级职务。他有3个有成就的儿子。其中长子雅各布和第三个儿子约翰成为著名的数学家，第二个儿子小尼古拉在成为彼得堡科学院数学界的一员之前，是伯尔尼的第一个法律学教授。
上面提到的丹尼尔·伯努利的父亲约翰·伯努利就是提出最速降线问题的人，约翰的挑战目标非常明确，在杂志上发布了问题之后，他把他的最速降线问题抄了一份，装进信封，寄往英国。
1697年牛顿正在忙于造币局的事务，而且，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那样，他的头脑已不似全盛期时那样机敏了。1697年的一天，收到伯努利寄来的问题时，牛顿正在造币局里忙着改铸新币的工作，直到四点钟才精疲力尽地回到家里，但是，直到解出这道难题，他才上床休息，这时已经是凌晨四点钟。
下面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是最速曲线：滑梯是儿童乐园中常见的玩具，有的滑梯的滑板是平直，还有一种滑梯是弯曲的，它的滑面是旋轮线。
这两个滑梯的高度一样，有两个体重完全一样的小朋友同时分别自滑梯的顶点处下滑，这两个小朋友哪一个先到达地面？
实验告诉我们，先到达地面的不是平直滑板上的小朋友，而是旋轮线滑面上的小朋友！这是什么原因呢？儿童在滑梯上之所以能下滑，是因为受到重力的作用。当滑板板面的坡度不同时在下滑方向上所受到的重力分力大小也不同。重力分力越大的，下滑的加速度也越大，速度增加的就越快。沿着直板滑梯下滑，下滑的加速度保持不变，速度稳定地增加。沿着旋轮线滑梯下滑，开始的一段的滑板的坡度非常大，使得下滑的儿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取得的下滑速度非常大。虽然，在下滑的后半阶段，坡度逐渐变小、速度增加变缓，但此时的下滑速度已经变得很大。
所以，沿着旋轮线板面的滑梯下滑在整个下滑阶段的平均速度很大。即使旋轮线滑梯的滑板长度比直滑板的长度大，沿着旋轮线滑梯下滑的时间也比直滑梯短。这一点，在数学和物理上是被证明了的。即：在相同高度的同等条件下，沿着旋轮线下滑的时间最短。
所以，旋轮线也叫最速降线。最速降线在建筑中也有着美妙的应用。
我国古建筑中的“大屋顶”，从侧面看上去，“等腰三角形”的两腰不是线段，而是两段最速降线。
按照这样的原理设计，在夏日暴雨时，可以使落在屋顶上的雨水，以最快的速度流走，从而对房屋起到保护的作用。
(责任编辑：花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