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迪网讯】电子病历本来是无形的，在医疗改革的背景之下，本来没有重量的电子病历，被加载了太多的东西。
2007年12月，宁波某法庭上原告律师出示的几份内部文件引起了人们的震惊，医院用药的‘潜规则’也随着这几份材料浮出水面。
据《今日早报》报道，2007年8月9日，杨达到办公室对面的同和医院看过病。经过医生初步诊断为：上呼吸道感染。之后他给杨达开了左氧沙星注射液和克林霉素注射液。
第二天，杨达死亡。在咨询了有关医学专家后，杨家人认为：杨达仅仅是病毒性感冒，尸检报告也证实并无细菌性感染症状，医院完全可以开些口服药，但却用上了抗菌药物，显然是滥开药物。
在与院方交涉无果后，杨家人将医院告上法庭，索赔87万元。
庭审时真正的重磅炸弹是原告律师出具的那几份医院方面的文件。原告表示这些内部文件是在医生办公桌上拿到的，上面有院长签名以及医院印签章。
文件中明确列出了医院对医生用药的“特殊要求”，如非医保病人必须使用医院直销药品，杜绝使用同类药品的医保甲类药（医保可全额报销）；对医保病人，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使用直销药品中的乙类药（医保可部分报销）；药房、收费处在接到自费处方时，对不符合“规定”的处方，要联系医生更改处方。
附在文件后面的药品目录中，数10种所谓的直销药品，基本上是丙类（自费药物）或者乙类的抗菌药，其中就包括开给杨达的多种学名为左氧沙星、克林霉素的注射液。
在另一份文件上还有医院的奖金考核办法：每个科室都有月度经济指标考核，激光美容科最高8万元，男科、妇科都是3万元，内科两万元，其他科室4000元～8000元不等，超额部分则有2%的奖励。对此，法官表示还要等医疗事故报告鉴定出来以后再次开庭。
在全国大多数医院，如同同和医院一样，医生的收入不是取决于他的知识、技能和经验，而是取决于开多少药。多开药、开贵药，这些创收“潜规则”一直是业内人所共知的事实，同和医院的内部文件，只是让这一切浮上了水面。
医生曾是中国最受尊敬的职业之一。但90年代以后，这个行业的职业声誉如同高台跳水。医生这个名词更多地是和“灰色收入”、“滥开药”、“过度检查”甚至更可怕的“医疗事故”，联系在一起的。
北医三院是北京一家三级甲等医院，主治医师的职务工资在三、四千元左右，在北京这个薪酬显然不算是高薪，甚至有些不够花。而要想在三甲医院谋一个主治医师的职位，学历能力都要相当高。
漫长的学习过程大大提高了这个行业的从业成本。医科学生5年才能本科毕业，要想取得博士文凭，需要11年时间。在那些尖端的医疗领域里，知识更新的速度比其他学科更快，这逼着他们一生都必须保持学习的习惯。
这一切都使医学生对薪酬的期望高于其他行业。但中国的现实常常给他们迎头一击。
一台胃癌手术平均需要4个小时，动用两个麻醉师，1个主刀医生，2个助手，1个实习医生，2个护士。国家核定的价格是1800元，人均小时收入50多元。而两根手术缝线的费用也要接近200元！
公立医院里，医生的诊疗活动收取的费用是有限制的。这和我国低下的医保水平有关—如果诊疗费用太高，医保就无力承受。至于药费，只要不是医保目录内的药物，再昂贵也是由患者自费承担，所以就形成了“药贵医贱”的格局。这正是导致医生的收入取决于开药而不是技术水平的原因。
实名制止不住号贩子
让人们对医疗水平失望的原因不仅是看病贵，还有看病难。其中，挂号难就是一个最显著的问题。
凌晨2点，闹钟声把还在睡梦中的李静吵醒。匆匆洗了个脸，李静就和丈夫一起下楼，打车直奔协和医院。这已经是第二次去协和挂号了，几天前李静5点钟起床赶去医院都没有挂上号，这次她吸取教训，起的更早了。
来到医院，挂号的小院子里已经有不少人在等候了，带着板凳、折叠椅的人们显然比李静来的更早。李静和丈夫分别排到了两列队伍当中，所幸，李静排在了第三个。心想这回怎么也挂上了，李静不慌不忙的等待黎明的到来。
终于，开始挂号了。轮到李静，她想看的妇产科已经没有号了。面对号贩子“要号么？200一张。”的询问，李静很是气愤：“不是已经实施挂号实名制了吗？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号贩子？”
作为打击号贩子的有力举措，实名制一直被人们寄予厚望。2007年年底，北京市计划在部分三级甲等医院启动实名制就诊卡的试点工作，此举是为了对屡禁不止的号贩子形成有效的打击。
作为实名制的先行者，协和医院早在2001年就实行了实名制，患者要出示身份证或者医保卡才能挂号。6年过去了，号贩子并没有因为实名制而消失，反而换了方式，继续倒号。
首先，实名制的检查并不严格，工作人员并不去认真检查身份证的真假。除了为防止危害公共安全的机场安检，银行和医院都没有权限去核实身份证的真伪。
既便一张身份证只能挂一个号，号贩子们也可以用烂砖头、塑料袋甚至一张破报纸占据位置，将位置控制后，再去寻猎急需挂号的患者。或者，号贩子以某个姓名挂号，然后寻猎急需的病人，为避免挂号实名制的制约，私下交易成功后带患者到挂号窗口，退自己手中号，让患者挂取此号。
即便是医生发现就诊患者不是挂号时的姓名，也不能以此为理由不为患者看病。
重要的不是技术
好不容易挂上了号，就该看病了。对于历尽千辛万苦挂到的号，病人都很珍惜，于是希望自己的所有情况都能被医生知道，为医生的判断提供更多的依据。如果病人在不同医院的就诊经历都能够共享，患者也就不用辛辛苦苦去复印自己的病历了。
除了病历，患者希望共享的还有检查结果。提起检查结果互认，每个患者几乎都有亲身经历。换一家医院就要重新做一次检查，有些检查甚至会重复多次。一次CT两三百，一次磁共振五六百乃至上千。如果病人的医疗信息都可以共享，不同医院的检查结果可以互相认可，可以大大降低患者的就诊费用。
对此，经常会听到：“不同阶段的检测结果是不同的，重复检查是为了患者好”这样的说法。其实，有些检测结果会随着病人的病情变化而变化，比如血常规检查。但有些检查结果不会在短期内变化太多，比如说肝功能的检查。有些检查做多了，还对人体有害，一些慢性病的检查尤其是这样。
但是，要实现检验结果的互认，还要有配套的质量控制体系。检验涉及到仪器、人员素质，不仅不同医院的检查结果会有出入，就是同一家医院，也会有因为人员不同出现的结果误差。即使有了齐全的配套制度，不改变医生高知低收入的情况，像同和医院那样的内部文件，难保不会像号贩子的变通术一样，改头换面重新出现。
再说双向转诊，我们不止一次被人描述过这样的美好画面。“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康复回社区”，小病在社区依靠全科医生将医疗保健延伸到病人家中，“全科医生”成了社区卫生的新形象。“大病进医院”则需要实现双向转诊，如果发现病人符合转诊标准，系统可以自动向三级医院发出申请，为病人挂号。当疗程结束，病人还可以转回社区医院继续观察，做到“康复回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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