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协议本质上还在版权法之下，许可就是保留权利，开源软件也有版权。与开源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有:版权法、涉及软件专利的专利法、反不当竞争法、涉及开源标示问题的商标法。如此说来，向左还是向右，仅仅代表一种态度。在开源软件的身上，体现了身在体制与精神叛逆的矛盾统一。
开源协议
你有多少开放？
开源软件的许可协议，只是人们从事开源软件研究和如何使用开源软件并不断完善和传播它所必须遵守的规则，它不是也没有必要是由某个国家政府制定具有强制力的“法律”来规范的。然而，因为对开源许可协议的认识不清，国内开源运动也多少偏离了正确轨道。
开源协议是游戏规则而不是法律，存在着自觉遵守与强制服从的区别。袁萌解释道:“‘开源’是一个大的方向。在开源软件的研发过程中，不知觉地违反了几条游戏规则，是常有的事情，知错就改，改了就好，甚至不改也行，只要保持开源的大方向就行了。”
虽然有这样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开源协议还是有着其权威性。姚郑并不认为开源协议约束力不强:“不能说开源软件没有更大的约束力。只要是企业牵头制定的协议，如IBM、Sun等做的，都有法律专家参与，具有较强的法律意识。当然，大部分的开源协议还是非法律专业人士做的，一方面他们不愿意把精力投入到打官司里面去;另一方面，技术人员自己制定的许可漏洞一般比较多，但事实上还是有法律效力和道德约束。”在国外，如果企业被开源组织谴责，就意味着步入绝境，国内的情形完全不同。追根究底，还是国内市场没有建立完善的信用体系，这造成了开源协议约束力不强的错误感觉。
除了对开源软件“随便用”的误解，国内还存在着另一种错误的看法，那就是开源软件协议“都一样”。开源协议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应该根据各自需求来选择适合于自己的不同许可证。这就要求国内相关的企业要把各种许可证弄清楚，不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理想目标，制定出了不同的协议、机制来保证这种理念的实现，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极端的理想主义者GPL，开源内核与大部分的应用都遵循该协议，大多数代码都是GPL代码，绝对不允许进行商业应用;其二，比较宽松的许可证协议，比如BSD秉承另一种思想，为了让软件传播到全世界，允许任何用户任意使用只要把原始作者的名字和原始的代码附上，打上自己的商标去用就没有问题;其三，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协议，如Mozilla、CDDL等就集合了这两者的特点。
开放源代码软件在嵌入式领域已经取得了不错的应用效果，并有望进一步得到拓展。
“很难说谁对谁错，根据开源社区每个人选择的目标，只要达到实现你的理念就行。这些许可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不是权威，它仅仅是个合同，你可以选择遵守或者不遵守。”张平认为。
“身为企业，首先必须清晰自己的技术来源，其次必须熟悉相应的许可协议并予以遵守。另外，对于自主研发的独立技术，需要决断采取何种商业策略，在此基础上决定采取的知识产权策略。”新华科技总经理王自强也认为对于多样性的开源协议，如果研究得不透彻，就会有踩上知识产权地雷的可能。
把开源软件视作进身之阶，是中国开源运动面临的更大问题。企业希望利用开源的资源，然后再将其商业化，来进入商业软件领域，而不会创建自己的开源模式、开源许可。然而，许可证之于开源运动，就像产品许可之于商业模式都是被人认可的依据。要达到开源目标，就要建立一套许可来支持自己达到这个目标。若不改变现状，中国开源运动和开源软件企业的发展必将受阻。
也许国内企业更欠缺的是主人翁姿态。要研究这些不同许可证，首先就不能把许可证看得那么神圣。张平给出了选择方案:“如果不遵守的话，你可以选择—第一，不理它，迂回，用其它的开源软件;第二，可以更改合同，合同是双方谈判拟定的，一旦成为社区成员，你也可以发言，可以去修改，自己去定义。”
即便是遭遇了知识产权方面的诉讼，国内企业不应急急忙忙去寻找“有没有成文的规定”，而是要做个案分析。“事实上，没有成文的规定。企业应从证据上做一层层分析—我是否掉进了对方的陷阱，要认真考虑自己是不是合理使用，对方有没有构成权利滥用，是否遵循了开源的许可模式？”张平补充说，“当然，因为开源协议在法律层面上有很多未知的、待定的东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通过法律渠道来解决问题，还没有什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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