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千年的人类文明都是在知识公有领域中发展起来的，知识产权这个概念的出现，只是近一百多年的产物。人们看到，知识产权保护确实促进了科技的发展，但过度保护甚至滥用知识产权保护反而会阻碍科技的进步。近年来，开源软件的出现并非偶然现象，它是对于知识产权保护副作用的反应。开源软件有助于建立知识产权和知识公有领域之间的平衡，今后的长时期里，软件领域将在开源软件和“私有软件”的并存之下，更好地向前发展。
支持开源软件是关键举措
自1999年以来，在中国推广使用Linux等开源软件取得了重大成效。中国的基础软件(包括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中间件、Office等共性应用软件)多数是基于开源软件发展起来的，或者是因为推广了开源软件，产生了跨操作系统平台的需求而获得了竞争优势。中国广大的应用软件公司和系统集成公司，通过在解决方案中引入开源软件，降低了成本，提高了竞争力和利润。中国有些地市(或区县)的电子政务系统已能完全基于国产软件(包括基础软件和应用软件)建设起来，这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的、能完全依靠自主软件建设信息系统的国家，这对于保障国家的信息安全有重大意义。国产的CPU、超级计算机、高性能服务器等都是在Linux等开源软件的支撑下发展起来的；嵌入式设备、信息家电等也得到了开源软件的很大支撑。开源软件促进了软件培训的发展，促进了软件人才的成长，尤其是开源软件有助于提高软件人才的实际工作能力和创新能力，而不仅仅是学会操作。
发展中的一些问题
开源软件在中国还是一个新事物，因此在推广开源软件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有的企业对开源软件许可证执行不力，造成不良影响；有的从事开源软件的企业，商业模式不明确；中国的开源社区还很弱小等等。在这些问题中，有的(如实行开源软件许可证)已有很大改进；有的(如加强支持开源社区)还有待于实行体制创新。当前，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大形势将大大促进开源软件的推广应用，因此，这些问题也将随着开源软件的发展而得到更快的解决。
知识产权保护不宜过度
知识产权保护并不是愈强愈好，我国不应照搬某些发达国家的制度。这方面，2002年1月1日颁布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新条例》)有过教训。这个《新条例》完全取消了1991年发布的原条例中，对软件合理使用的规定，即“因课堂教学、科学研究、国家机关执行公务等非商业性目的的需要，对软件进行少量的复制，可以不经软件著作权人或者其合法受让者的同意，不向其支付报酬”。从而，把我国所有的单位和个人未经授权的非商业合理使用软件，统统规定为非法，要加以处罚。
对此，我国各界人士纷纷指出，这样做不但超越了我国经济、科技和文化发展的现实水平，也超越了WTO标准、甚至超过了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保护水平。《新条例》过度的“保护”大大限制了可供广大青少年学习的软件的数量，对于软件人才的培养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而且，《新条例》也严重脱离了我国当前的社会和执法的实际情况。根据各界的强烈反映，2002年10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法律解释》，将《新条例》这一条款的民事责任，限制在商业使用范围内，大大缩小打击面，可使广大公民和法人在教育、科研、公务等非商业活动中，合理使用未经授权的软件，不必担心会被告上法庭。这样，才消除了《新条例》中过度“保护”条款的不良后果。
由此可见，我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制订知识产权保护的法规。
软件专利保护不利于创新？
直到上世纪70年代，软件还是完全靠版权和商标保护的。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期，虽然有关知识产权保护没有什么变化，但受一些知识产权案例的影响，一些国家逐渐发生了演变，现在某些国家里，软件除了有版权保护以外，还可以享受专利的额外保护。
对一些国家软件专利的盛行，有识之士多有抨击。有人认为，专利将危害小软件公司，事实上，一个小软件产品就可能涉及许多专利；软件专利的20年保护无助于软件创新。有人认为，如果与药物专利相比(通常一个药物专利往往需要花费若干亿美元并等待10年才能获得)，软件专利太容易获得了；现在的软件专利其实只有很少一部分够格。
现在，软件巨头已拥有成千上万专利所组成的“专利池”和巨大的财力，而发展中国家的软件企业和开源软件阵营既没有自己的“专利池”可以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又没有财力可以应对耗费巨大的专利诉讼或对客户进行赔偿和担保，因此他们完全可能被“软件专利”所扼杀。显然，软件专利有可能成为维护软件垄断的新手段，其作用甚至会超过技术和产品，对于这种新的垄断威胁，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
由于软件专利只对软件垄断者有利，对其他竞争者不利，今年7月欧洲议会已经否决了一项使软件专利在欧盟合法化的提案。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更不能全盘照搬美国的软件专利制度。为了有利于摆脱垄断，为了有利于软件业的自主创新，中国对软件专利问题应及早制订对策，或是对软件只实行版权保护，或是对软件专利加以严格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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