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了13年的贝塔斯曼带着一种彻底的失败，黯然退出中国书业市场，除了其公告中的声明外，贝塔斯曼似乎不愿再“多余”地表示什么。记者拨通贝塔斯曼中国一位友人的电话，她委婉地说，现在所有对外言论，都必须通过他们的新闻发言人发布。可记者拨打该新闻发言人的办公电话，却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
与贝塔斯曼的沉默对应的，是众多媒体的分析评论。记者希冀通过多方采访，寻求贝塔斯曼败走中国的深层原因及给中国书业带来的反思。
贝塔斯曼一度显得有些霸道
“强迫书友购书”曾是贝塔斯曼“霸道”的代名词，其实，除了对书友显得有些霸道外，贝塔斯曼在与出版社谈判时，也多多少少显示出了这种态度。有书友诟病，贝塔斯曼提供给他们的图书目录，大多是青春励志类的书籍，缺乏内涵，其实，这与贝塔斯曼与出版社的合作姿态很有关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贝贝特营销部主任杨晓燕告诉记者，该社的图书销售除了走实体销售路线外，网络销售成为他们近年来重要的销售途径，目前，他们与当当网、卓越网都有合作。“我们也曾经跟贝塔斯曼谈过，但他们要求的折扣太苛刻了，有时甚至超过了书的成本价，这样的合作我们是无法接受的。”
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刘学明也印证了杨晓燕的说法，“他们要求的折扣非常低，条件非常苛刻。贝塔斯曼还曾试图与我们进行出版方面的合作，他们也许认为自己是大品牌，非常强势，谈判时都是先确立条件，问你接受不接受，你接受了才有可能坐下来谈。”最后，长江文艺出版社放弃了与贝塔斯曼的合作，转而注重图书的网络销售。如今，网络售书的份额，已占了该社整个销售额的10%，这是相当大的一个比例。刘学明说，随着网络书店的强大，以及人们对新销售方式的接受，这个数字肯定还会继续增长。
正因为与出版社合作条件的苛刻，贝塔斯曼无法向自己的书友，输送更多品种的书籍。光明日报出版社副社长王林说，贝塔斯曼也曾试图通过出版，来丰富图书品种。但由于有关政策限制，外资不能控股出版社，贝塔斯曼始终进入不了出版的主体，最终只能退出“造书”行列，继续在发行环节尝试。可就在贝塔斯曼不断尝试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书友因为找不到自己所需要的书籍，最终把那张精致的书友卡，从随身携带的包里甩到了垃圾桶。
贝塔斯曼的“地面战”显得老套
因“造书”遭遇政策瓶颈，贝塔斯曼转而注重开拓渠道，可是，它的渠道却是在开拓中缩小。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刘学明说，贝塔斯曼采取的是一种“地面战”——它邮寄的书目，没有网上的信息快；提供的图书品种，没有网上的丰富；它的折扣，甚至也没有网上的高。在网络售书兴起之后，贝塔斯曼的“地面战”越来越显得老套。后来，贝塔斯曼把重心放到发展地面书店，更是一个错误的决策。
业界有人分析，随着网络时代消费者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喜欢快速、便捷、安全、品类众多的网络消费。“依靠目录卖书实际上就是一种赌博。”当当网联合总裁李国庆说，印刷成本、投递成本会随发行量攀升，如果目录上书选不好就完全失去了机会。能上目录的书数目有限，就限制了整体销量，也就更形不成规模效应，而网站上位置资源无限，所有书都能展示，成本也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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